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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报社评:梁振英改革事倍功半,领导力教训必须记取--明报6月2日

行政长官梁振英出席最后一次立法会答问会,大谈任内施政成绩。回顾梁振英在任5年,并非没有远见,在扶贫安老、改善民生方面亦确实下了不少苦功,然而与泛民关系水火不容,成为他的致命伤。一个好的政治领袖,必须善于聆听、接受不同意见,而非自以为是,认为「解决难题舍我其谁」。梁振英胸怀大志却缺乏人和,施政不得其法,纵有愿景良策,难逃事倍功半,当中教训值得记取。

梁振英总结5年施政成果,表示香港在发展经济、推动基建、改善民生、维持治安,扩展对内对外关系都取得进展,通胀和失业率皆处于低水平,贫穷人口连续3年下跌,降至100万人以下,领取综援数字亦是15年新低,教育经常开支较现届政府上任时增加三成。诚然,梁振英部分竞选承诺并未贯彻落实,取消强积金对冲、订立标准工时和退休保障安排等,要么未能赶及任内落实,要么就是大幅走样,不过现届政府确有积极作为,例如民生方面制定了首条官方贫穷线,推出低收入在职家庭津贴和长者生活津贴,支援弱势社群;房屋方面,尽管当局的需求管理措施未能阻止楼价屡见新高,可是现届政府也确实一改前任弊端,大力增加土地和房屋供应,预计未来数年会落成逾18万个公私营住宅单位。

姑勿论香港现实情况是否一如梁振英描绘般亮丽,然而他总算是一位愿意迎难而上的特首,可是与泛民关系恶劣,却令变革事倍功半。梁振英在答问会重提现届政府致力设立创科局,惟因立法会议员拉布阻挠,直到两年前才得以成立。梁振英任内立法会拉布变本加厉,其实只是现象表征,归根究柢是梁振英与泛民缺乏最起码的信任。答问会上,泛民议员与梁振英不时口出恶言、反唇相稽,「贪得无厌」、「人渣」一类措辞响彻议事堂,反映双方关系水火不容,对人不对事,什么狠毒话也说得出口。

回顾前特首董建华和曾荫权,与泛民关系虽然不佳,起码未差至如斯田地。梁振英批评泛民拉布,令民生及社会发展项目一拖再拖,不过一只手掌拍不响,行政立法关系恶劣,问题不可能是单方面。梁振英的个人风格,显然也是重要因素。过去数年,一些建制派人士也批评,梁振英过于自信,刚愎自用,不重团结合作,希望他多听意见,多作让步。泛民毕竟是全港其中一股主要政治力量,民意基础强大。梁振英希望改革香港,却不理会如何修补与泛民关系,形同搬石头砸自己的脚,令革兴除弊的工作举步维艰。

政治领导力(political leadership)是不少学者热中研究的课题。很多人以为罗斯福、丘吉尔、戴卓尔夫人等领袖敢于主导决策,力排众议,是真正成功的政治强人,不过英国牛津学者布朗(Archie Brown)直言这其实是一种迷思。布朗指出,凭一己之力改写国家命运的政治领袖,仅属极少数,现实中真正能留下深远影响的,更多是一些愿意聆听合作的领袖;一位出色的政治领袖,不一定是一般人眼中的「政治强人」,反而一些自诩「政治强人」的领袖,往往容易犯下自以为是、漠视批评的毛病。当愈来愈多决策都是由「政治强人」拍板,他能好好掌握每一政策利弊的时间必然愈少,其效果必然不及群策群力。布朗以英国前首相张伯伦和贝理雅为例,指出两人都强调自己是政治强人,主导决策过程,无视阁员、党人意见乃至外界的批评声音,例如1938年张伯伦跟希特勒磋商慕尼黑协议时,便拒绝让一众曾经批评其外交政策的官僚和专家随行参与;贝理雅力促出兵伊拉克时,也是完全不理反对意见。结果两人都犯下弥天大错,埋下失败祸根。

改革者总相信自己已认清问题症结,也找到对症下药的方法,只差落实执行。这一类从政者最易出现的问题,就是拒听不同意见。北宋宰相王安石胸怀大志,发动熙宁变法,可惜他为人刚愎自用,未能与司马光、欧阳修等重臣沟通合作,疏导分歧,「人之议论与我合则喜之,与我不合则恶之」,结果两派势成水火,朝廷无日安宁,变法最终失败。推动深层次改革,无可避免要挑战既得利益,主事者应当设法减少政治阻力,避免不必要地树敌,否则难望有充足政治能量,去跟既得利益集团周旋。梁振英的其中一个问题,就是树敌太多,虚耗政治能量,妨碍成就大事。

梁振英在任5年,推动多项经济民生改革,既有天时,亦有地利。世界经济复苏、中国经济有望中高速平稳增长,加上一带一路倡议等,均为香港社会经济发展营造良好外在环境,有利政府利用香港独特地理优势,发挥「超级联系人」角色。梁振英的问题,不是没有远见,也不是志大才疏,而是欠缺人和。好领袖需要的不仅是政治魄力和高瞻远瞩,更需要懂得团结合作,广纳不同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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