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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报社评:记取六七暴动教训,行事不唯上忌空想--明报5月4日

1967年5月,香港左派阵营在内地文化大革命极左思潮影响下发起反英斗争,演变成暴动,激进分子发动炸弹袭击,直至12月时任中国总理周恩来表示应当停止炸弹浪潮,暴动才告终。这场暴动给香港留下的烙印,事隔50年仍未磨灭。过去数年,香港社会抗争出现激进化和暴力化的情况,惹来不少讨论,勾起一些港人对六七暴动的历史记忆。六七暴动的出现,有着独特的历史时空,轻率地与现今香港情况相提并论,以今度古,并不恰当。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说过,「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历史不会重复,但是教训可以记取。行事唯实不唯上、分清理想与空想,是港人值得铭记的教训。

六七暴动是战后香港最严重的动乱,港英政府、左派阵营和市民都付出了血的代价,港英政府统计,暴动中832人受伤,51人丧生,其中15人被炸弹炸死,被捕者达4498人,其中2077人定罪。由于意识形态和政治立场的不同,不少人对六七暴动的成因经过,有着不同理解。一些左派人士认为,暴乱根源是社会矛盾和不公义,加上港英政府铁腕镇压,令抗争运动变得暴力;港英政府前官员和一些评论则认为,1966年内地爆发文革才是动乱起因,香港左派领袖担心被批为「走资派」,有必要摆出革命姿态,于是发起「反英抗暴」。两套说法其实互不排斥,甚至互为补足。

六七暴动既有内因,亦有外因。1960年代香港纺织及成衣等制造业发展蓬勃,惟社会基层却存在大批饱受剥削的低薪工人。警察贪污腐败、贫富悬殊加剧、社会缺乏廉价医疗服务,无不加深民怨,为反英反殖提供了发展土壤;至于内地文革爆发,则成为引发反英斗争的导火线。文革研究权威马若德(Roderick MacFarquhar)曾表示,人们对文革的最大误解,是以为它纯粹是一场权斗,他指出毛泽东的目的,并非仅仅去除刘少奇等「欠缺革命性」的领导人,而是「真心希望实现举国上下闹革命的疯狂想法」,把压在人民头上的官僚机器打碎。文革浩劫祸国殃民,然而当年毛泽东的确凭着理想主义,以及年轻人自幼对他的个人崇拜,鼓动千万人投身革命造反之列,余波所及牵连港澳。不少参与六七暴动的年轻人,都是满怀理想主义,希望反抗不公义的政府。

文革引发中共路线之争,1950年代北京所提出对香港「长期打算,充分利用」的原则会否生变,惹来了揣测。1966年底澳门左派发难,迫使了葡萄牙政府屈服,香港一些左派人士认为,是时候发起反英斗争。对于当年中共是否大力支持左派「反英抗暴」,有人援引中国严厉谴责港英政府要为暴动负责的声明,以及《人民日报》鼓励港人斗争的社论,认为中共支持造反,不过亦有时任新华社驻港官员和暴动参与者指出,中央曾下令驻港机构和左派阵营勿将文革极左做法搬到香港,六七暴动开始后,除了口头声援和给予少许罢工经费外,并没有多少实质支持。当年左派领袖发起「反英抗暴」,到底是想向文革当权派展示政治忠诚,还是真心相信反英时机已经成熟,外界难以得知,唯一肯定的是,这场斗争不久即陷入死胡同。左派阵营既乏外援,又遭政府大力打压,苦无出路,部分人一厢情愿以为炸弹暴力可以打开缺口,殊不知这反而导致主流社会反感,导致抗争失败收场,亦令整个社会付上沉重代价。

六七暴动中,有人处事投机,揣摩上意,错判形势,误信能够得到外力强大声援,「港英必败、我们必胜」;有人盲从附和,上面说什么,下面就照做;有人徒具理想热诚却自以为是,认为自己就是正义,必将战胜黑暗,行事不顾后果。不同人所犯的错误形形色色,然而归根究柢就是一厢情愿,脱离现实,丧失独立思考和冷静分析的能力。社会改革需要理想和勇气,不过当理想变成空想,勇气变成盲动,很容易被怀有私心者利用,变得相当危险。已故著名哲学家冯友兰谈及毛泽东的极左思想,形容文革是其极致,它的荒谬之处,在于那完全是「空想共产主义」,简言之就是不再唯物,一味唯心,盲目相信意志可以战胜一切。六七暴动是文革极左思潮影响下出现的斗争运动,同样存在空想主义的情况,当中最明显不过的,就是反英斗争初期,周恩来已多次强调对英国的斗争必须有理有节,也反对在香港动武,可是随着斗争失利,左派斗争者仍执意号召群众「拿起武器」,一厢情愿地以为土制炸弹能够撼动政权,是唯一可以打击港英政府的方法,走上暴力不归路。

已故中共元老陈云强调「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意思就是切勿盲从权威、盲从理论教条,只相信事实。行事不唯上,自然不会揣摩上意,能够独立思考,针对现实情况作出合理判断;分清理想与空想,自然不会自欺欺人,能够明智根据形势,有节有理追求目标。

注:以上的评论仅为摘要,并且不代表路透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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