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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点:力推战略新兴产业 中国奋力搭乘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头班车
2017年7月6日 / 早上8点38分 / 4 个月前

焦点:力推战略新兴产业 中国奋力搭乘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头班车

作者 沈燕

资料图片:2017年4月10日,一台特制的3D打印机利用熔化的巧克力在打印一个啤酒瓶。REUTERS/Francois Lenoir

路透北京7月6日 - 虽然无缘前三次工业革命,但中国显然不会缺席正在来临的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浪潮。无论是大力推进战略新兴产业的国家战略,抑或中国本土生长包括腾讯(0700.HK)、阿里巴巴(BABA.N)等新兴行业领军者的不断壮大,可以预见中国跻身第四次工业革命潮头不是梦。

但在实现梦想的路上,中国也面临着包括如何建立支持鼓励创新机制的政策制度,对创新的监管体系以及容错机制的社会环境等各方面痛点和堵点。能否成功跨越显然事关中国经济转型能否成功。

“十三五规划重要的两件事情,一个是保证经济的中高速增长,第二个要实现产业发展中高端水平。而要支撑经济的中高速增长就必须依赖战略性新兴产业。换句话说,这块如果不能快速成长起来,我们经济的中高速水平也保不住。”中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专家咨询委员会秘书长杜平在北京召开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高峰论坛上称。

根据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秘书长费志荣介绍,2016年,战略性新兴产业工业部分增加值同比增长10.5%,比规模以上工业增速高4.5个百分点;服务业部分收入增长15.1%,也好于服务业整体水平。

今年1-5月,战略性新兴产业重点行业主营业务收入同比增长13.3%,比去年同期增速提高1.8个百分点。预计到今年底,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GDP)比重有可能达到10%左右。

到2020年,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将达到15%,形成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制造、生物、绿色低碳、数字创意等五个10万亿元人民币级规模的新支柱。

上月底刚刚落幕的2017年夏季达沃斯论坛的主题就是“在第四次工业革命中实现包容性增长”。新一轮工业革命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孕育兴起,为各国经济增长提供强劲动力。如何扩大第四次工业革命对社会的积极影响,确保新一轮颠覆性的技术发展能带来包容性增长,成为国际社会的共同关切。

根据克劳斯·施瓦布的《第四次工业革命》一书,蒸汽机的发明驱动了第一次工业革命,流水线作业和电力的使用引发了第二次工业革命,半导体、计算机、互联网的发明和应用催生了第三次工业革命。

在社会和技术指数级进步的推动下,第四次工业革命的进程又开始了。这一轮工业革命的核心是智能化与信息化,进而形成一个高度灵活、人性化、数字化的产品生产与服务模式。

施瓦布还详细阐述了可植入技术、数字化身份、物联网、3D打印、无人驾驶、人工智能、机器人、区块链、大数据、智慧城市等技术变革对我们这个社会的深刻影响。

**新兴产业发展势如破竹**

眼下中国经济正承受三期叠加的下行压力,在传统制造业正面临产能过剩的窘境下,一些新兴产业发展却势头良好,呈现出勃勃生机。

“行业趋势+国家战略+企业创新的能力是战略性新兴企业或者战略性新兴产品的三大支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王忠宏称。

他指出,去年以来面对经济新常态曾对国内几个城市的企业进行调研,发现这些企业到现在都保持非常良好的势头,在和企业交流过程中他们讲,整个经济下行压力很大,但是这些企业每年都保持20%、30%的增长。究其原因是在行业趋势,国家战略和创新方面结合较好。

一位长期从事投行业务的高层也感慨,近期去参观企业时,看到传统制造业领域感觉一片荒凉,对中国经济的担心油然而生。但到深圳等地看到那些新兴领域的小微企业,忽然间觉得的中国经济大有希望。

或许这也道出了中国传统制造业和新兴产业“冰火两重天”的现实。

有统计数据的146家国家高新区2016年营业收入达28.3万亿元,同比增长11.5%,工业总产值20.5万亿元,同比增长10.3%。全国技术合同成交额跨过万亿元大关,达1万亿1,407亿元,科技进步贡献增至56.2%,科技创新加速突破应用,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支撑引领作用显著提升。

阿里巴巴集团副总裁刘松举例称,阿里去印度做移动支付的时候,只用了十个人18个月就有发展了两亿的客户。“我们是把整个的技术和平台模式进行了输出。”

这也印证着中国目前已在一些关键领域实现群体性突破,部分产业已具备较强国际竞争力。如华为已成为全球收入第一的通信设备企业,百度(BIDU.O)、阿里巴巴和腾讯(BAT)三家互联网企业信息服务能力、华大等机构基因测序能力进入世界前列。

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中国1-5月,新兴领域服务出口累计2,845.5亿元,同比增长9.4%,高于整体增速4.8个百分点,占服务出口比重为50.1%,同比提升2.2个百分点。

**不容忽视的堵点与痛点**

尽管中国有实力搭乘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头班车,但面对新技术日新月异的快速发展对现实生活的改变,以及如何鼓励支持发展新兴产业,完善制度保障和安全监管等各方面显然还有不容忽视的堵点与痛点。

费志荣就坦称,突出表现在一是制度供给有待优化。新技术新模式新业态快速发展、一日千里,但我们的制度建设、监管手段、支持政策还没有完全跟上。

二是创新能力有待提升。中国战略性新兴产业还处于培育阶段,技术进步的基础仍不牢固,整体科技水平与国际领先水平仍有较大差距。三是要素支撑有待加强。新兴产业领军人才和专业人才比较短缺,在资金投入、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也存在一些不足。

四是产业布局有待均衡。东部地区和一些大城市战略性新兴产业较为集中,中西部和东北地区产业发展相对不足,这也是近年来区域经济发展分化的一个重要原因。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薛澜也认为,创新政策和产业政策怎么协调也是需要考虑的问题。因为在前期的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过程中,可能注重创新的政策更多一些。在产业发展政策上可能相对来讲还没有成为它的重点,但是现在可能到了壮大发展,“十三五”期间要成为它的支柱,二者之间更好地协调可能需要进一步地深入研究。

此外,从国家层面来看,战略选择是否明智也非常重要。“实际上不管中国还是国外都有选择失败的。大家可能想到日本的计算机,人工智能上面,我们也有很多失败的。”薛澜称。(完)

审校 杨淑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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