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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年前
《周子衡专栏》没有户籍改革 就没有中国的新一轮改革
2013年1月14日 / 凌晨1点18分 / 5 年前

《周子衡专栏》没有户籍改革 就没有中国的新一轮改革

2012年11月,在上海,一名外来务工人员走出他的住所。REUTER/Aly Song

(作者为路透中文新闻特邀撰稿人,文章仅代表本人观点)

撰稿 周子衡

近来,从上海的占海特的“高考”到山东的张淑俊的“准生”,中国公民受困户籍限制的个案频繁曝光,社会反响巨大。岁末,中央领导亦高调表态,要推进户籍制度改革,把农民工转为市民,并解决农民工的城市住房问题。从舆论热潮到领导讲话,新一轮改革开始聚焦于“户籍制度改革”,这或将成为本轮改革的风暴眼吗?

即将成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的中国,最为庞大的经济要素不是资本或土地,是“劳动”。只有人获得充分的“解放”,土地制度和资本体制的改革才能迎刃而解,民主、自由、法治才能求得正解。其中,数以亿计的农民工及其家人改籍落户城市,成为城市居民,消除农民身份血统的继承性,将极大地释放中国社会经济的巨大活力,并将成为全球经济近代以来最为巨大的社会经济变革。

反之,继续保留这一身份性社会的巨大胎记,则难以推动中国经济社会新的一轮改革,并将既有的经济改革的光彩黯淡下来。换言之,没有户籍制度改革,就无所谓新一轮的中国改革。

过去三十多年改革开放的中心是计划体制改革,目的在于“解放生产力”,主要途径是推进市场化的经济改革,价格改革和企业改革时期最为重要的两个支点,进而最大限度地扩张社会经济财富。

新的一轮改革的中心应是城乡社会经济体制改革,目的在于“劳动力的根本解放”,主要途径是户籍人事制度的全面改革,其最为重要的两个支点是:农民工改籍和产权制度改革,进而最大尺度地盘活中国近十四亿的人力资源。对“人”的计划是计划经济的本质,对于计划经济的改革应当也必须最终落实到“对人的解放”上来。

过去一轮改革的中心还不是人的解放,而是生产力的解放。正是在这样的指导路线下,实现了生育权的国有化,以一胎化为核心的计划生育的根本目的在于促进生产力的解放与发展。这种观念发展到极致,就是将人作为社会经济发展的工具与手段,而非目的与归宿。这便是基本立场的颠倒与堕落。

抑制农产品价格上涨、保持大量的廉价劳动力、维持一定程度的城乡差异、最大限度地垄断与控制土地流转、维系庞大的城乡二元户籍体系,等等,这些事实上都构成对人的禁锢而非解放。

计划经济时代的人身依附几乎无所不在,粮油关系、户籍隶属、档案归属、个人成份、社会背景、家庭出身等等,诸如此类,不胜枚举。现如今,部分约束虽依旧,但已非制度性的,而户籍和档案管理的刚性约束依然无所不在。每个人从出生、入托、入学,到就业、就医、结婚、生产,再到选举、被选,或担当公职,甚或直至养老、故去、入葬,都离不开户籍身份的约束。

日渐富裕的中国社会依然普遍地存在户籍限制,在购房、购车等方面,乃至办理护照与签证等事宜中,户籍的限制与控制功能甚或处于不断地扩张之中。单单实现劳动力的自由流动远远不够,必须在户籍制度进行彻底的改革。

数亿农民工及其家庭改籍落户城市,关系全体国民,各种利益关系的伸展、转换、重叠、冲突,迁延甚广、影响深远,进程势必曲折复杂、跌宕起伏,是一项“超”巨大甚或将是“超”负荷的社会变革。

三十年多来中国农户向城镇的持续“迁徙”与未来的大规模“改籍”将成为近代以来,全球经济史上最为壮观的劳动力“解放”。三十余年来,中国改革盖以经济为号召,未来的户籍改革既是社会进步,也是经济巨变。

去年初,中国城镇人口首超农村人口。人口分布迈过了第一、第二产业布局的第一道坎,登上了城镇化经济布局的新台阶。从代际上看,农二代大半已完全脱离乡村生活与生产,且其中大量就出生与生长在城市,继续禁锢其农村户籍,将其隔离在城市财政与公共品之外,“农村户籍”连同“城市户籍”在一起就成为血统继承性的、生而不平等的身份制度。无论如何怎样看,城乡或地区的歧视性户籍身份差异及其代际血亲的继承性与中国的社会经济制度的性质及其改革的根本方向背道而驰,必须改掉。

去年11月,湖南岳阳一份人事档案的丢失案件中,档案人被判获赔24.8万元人民币。如依此推论,全面撬动全国户籍、人事档案的改革将视同“包揽”下数百万亿计的“社会工程”,如再加入社保、教育、医疗等财政支出,户改等所牵动的社会经济利益大局之“巨”,更无法以金钱来衡量了。

历史上的中国是一个农本的经济社会,户籍和土地及其管理是国家经济命脉所在。及至近代,在工业化的巨轮碾压下,中国经济社会裂变为城乡二元,“农本”与“重农”的思想与制度被抛弃了,“轻农”与“贱农”的观念与体制滋生出来、发达起来,且粗壮无比。

上一世纪四十年代后期,中国开展了一场史无前例的土地改革运动,平均了地权,五十年代的人民公社运动又集中了地权,农村供给保障城市,农业牺牲贡献工业成为一项国家战略。这一时期,统购统销旨在控制粮食供给以满足城市快速工业化的需要,是高积累的代表。

在“以粮为纲”的路线下,农村副业事实上被限制或禁止,农民被束缚在土地上,并在集体劳动中获取工分,据此分配上缴城市商品粮之后的余粮收益。集体农业下的农民经济状况大大落后于城市工人,根源就是所谓的“工农剪刀差”。

上一世纪六十年代初,中国陷入大饥荒。城市工业出现大的萎缩,之前所吸纳的乡村劳工被迫大规模回流。这期间,部分回流人员不愿或难以重返乡村,滞留在城际之间,被称为“盲目流动”。为抑制“盲流”,有关当局制定了收容审查制度,收容审查盲流人员或判处其劳动教养,以强化社会管理,维护城乡社会经济秩序。

与此同时,长途贩运被视为“投机倒把”,是刑事打击的重点之一。那个时代,劳动力和商品的异地跨区流动是不可想像的事情。收容审查制度一直持续到本世纪初的孙志刚事件才被取消,而农村劳动力和商品的自由流动则在上一世纪八十年代初涓涓细流般流动起来。

九十年代大量的农村劳力滚滚洪流般奔赴沿海地区的新兴工厂企业,自此始成就全球规模最为庞大的“经济移民”。外出务工成为中国农村致富的根本渠道,换言之,“工农剪刀差”已经让渡与城乡劳动力进而土地的价格剪刀差。大量廉价的农产品、廉价土地和数以亿计的廉劳,刺激了城市及其经济的迅猛扩张,更大规模的农村劳力常驻城市成为可能与必要。

这其间,全国每年大体400亿规模的农业税被取消、无处不在的农民工欠薪却数以千亿计、土地拆迁冲突频发所折射出的城乡地价收入差额更高达万亿计。

经历了工业化和计划化两轮身份碾压,农民的最大解放就是成为了“农民工”。这些失去了土地与乡村生活的廉价劳动力,并不能获得城市户籍,子女已被排斥在城市社会经济体系的边缘甚或之外。

三十余年改革开放所带来的再工业化与城镇化中,农村和农民的贡献与牺牲巨大,远高于计划经济时代。农民及其后代依然都处于中国经济社会的最底层,并牢牢地背负着计划经济时代的体制胎记。离开农民工,不仅城市经济,整个中国经济社会都将面临断崖式的崩解。不改变户籍制度,数以亿计的农民继续代复一代地继续牺牲与贡献,无论从经济上、社会上,还是政治上来看,都已是完全不可行了。

数以亿计农民工及其家人改籍落户城市,意味着中国广袤的乡村中最具活力的一两代人永久性地放弃了土地权益主张。这种事实上的“户籍换地权”博弈中,有多少农民及其后代将选择留在乡村呢?能否成功留下呢?同样,城市居民能否选择改籍乡村,获取地权呢?户改将与土改相辅相成,从而全面刷新中国的产权制度体系。这不仅为中国的社会经济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也将中国的民主、自由与法治推升到一个“质”的飞跃的高度。(完)

(作者就职于中国社科院金融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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