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岩专栏》奶粉事件：富裕中国如何赢得世界尊重？
（本专栏只代表作者本人观点）
70年代生人，是改革开放的同龄人。
生于70年代，我常庆幸。不像50年代生人，经历了三年自然灾害的饥饿；也不像60年代生人，因10年动乱荒废学业。虽然我也依次递增地羡慕80年代、90年代、和21世纪生人。但现在我有点不敢跟比我年轻的中国人说：“羡慕你们”了。我意识到，我这一代人搞不好会成为中国至今最幸运的一代，因为在我的年代，不能满足的愿望，都是没余钱买闲物；而如今，国家日益富强，一包安心奶粉，竟成了奢侈。
奥运後，我听到美国记者讲的一个笑话。他说发现了唯一美国有，而中国没有的东西：那就是“唐人街。”
好奇心是媒体人的职业病，我常问在美发展的华人为什麽留下。“经济因素”从来不是他们得主要考量。美国记者的“发现”，也佐证了答案的坦诚。毕竟，这是改革开放30年後的中国，被公认为最欣欣向荣的经济体、“潜藏巨大机会”，更何况，故土难离呢？
那麽到底什麽让他们留下？也许有些不可思议，但都是那些最琐屑的小事，但都事关普通人生活的“安全感”。
陈嘉说，“我是为孩子留在北美的，我觉得自己是个普通人，没能力给孩子什麽特别的保护，如果有选择，我当然要选一个让孩子成长有安全感的环境。”
她痛心于看到国内孩子经常出不该出的事故，“学校敢把校园改成停车场，孩子为此出了车祸。这是个别现象的话，那地震为什麽塌那麽多学校？人说吃一堑长一智，那大头娃娃算不算吃了一堑，为什麽毒奶粉事件还会发生？”
在美国，接送孩子的校车车尾，都装有一个活动的红绿灯。红灯亮，说明孩子们还在上车，所有过路车都要靠街边停稳，等孩子坐定。事关孩子，美国校车享受着“救火车”的同等的待遇。
陈嘉是加州大学的助理教授, 她5岁的儿子是她攻读博士时的“美丽意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