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30周年征文：从小木匠到下岗企业家

讲述：周气槐，作者：周寓

1978年12月18日，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我所在的川南某市近郊红旗公社桂花大队5生产队放假十天，公社干部下来集中开会传达会议精神。

那一年，我30岁，是一个农村小木匠，三个孩子的父亲。

木匠手艺是爹妈从小就逼我拜师学艺学来的。按照他们的说法，“技艺藏生”，一辈子不挨饿。靠着这门手艺，我很快就成家立业了。结婚後生了三个女孩，大的10岁，最小的2岁。按照计划生育政策，超生是要罚款的。但我没有钱缴纳罚款。当时，我还是超支户，欠生产队200个工分。每个工分价值8分钱。

小女儿因为不能上户口，所以也没有名字，我随便给她取了一个外号：“黑三”。一来这个孩子生下来就很黑；二来，她还是一个“黑人黑户”。直到七岁上学，我缴清了罚款，公社才让她上了户口，取名周华。现在，周华已经是一家私营企业的老板了，我们仍开玩笑叫她“黑三”。

我的三个孩子分别取名梅、燕、华。寓意冬天的梅花，春天的燕子，秋天的果实。这样看来，我还是有点文化的，是我逃荒的父母靠讨饭也要送我上学的缘故。读了三年“鸡婆窝”（私塾），认得两千多字。因为贫病交加，我上面5个哥姐都夭折了。

前30年，农村折腾得厉害，家家户户都一贫如洗。靠工分收入养活三个孩子，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所以我偷偷跑出去帮人家做木工活，或者帮忙修补一下房屋、家具什麽的，自己混了口饱饭吃，也为全家省了一份口粮。那个时候，我们是蔬菜队，国家每月定额分配粮食，每人28斤，凭票购买，购买的钱自己掏。大米0.142元/斤，这个价格保持了好几年不变。虽然没有钱，但至少没有饿肚子了。

我结婚後就从父母那里分得了一间20平米的房子和一个厨房。这是一所地主留下来的砖木结构的瓦房。当时农村普遍还是茅草房（一种用谷草搭建的棚子）的农舍，相比下这已经是一座很好的房子了。

房子的主人是一名善良俭朴的地主，有文化，有教养。早些年，父母逃荒到这里，是这家江姓地主收留了他们，租了他家的地耕种，从此就在这里安家活命了。抗日战争期间，日本的飞机轰炸，整个山头都被炸平了，而江家大院毫发未伤，几百间上好的砖木房子，雕梁画栋，错落有致。後来成为当地保留下来为数不多的一道风景了。因为战事和运动，江家人还是在飞机的轰炸中，携儿带女，举家逃亡去了。

而江家地主留下的这所大院子，供200户贫下中农居住了四十多年，于1991年被拆除。

也正是看起了这所房子，我的老婆在媒人介绍进门的当天，就死活不肯走了。她是来自荣县李子村的农民，三年大饥荒的时候，她们生产队饿死了200多口人，她家死了四口。父亲体弱眼瞎最早饿死，大哥从朝鲜战场转业回来的第二年就饿死了，一个三岁的妹妹饿死了，还有一个饿死的是不到两岁的侄儿——大姐的儿子，据说，侄儿死後，被大姐的婆家人煮着吃了。

我的老婆，一来就看起了我们这儿是吃国家粮食，旱涝保收，像城里人一样，不怕饿肚子；二来土地又是平原大坝的，不种粮食，不受下田载秧打谷那份苦累，再加上我有木匠的手艺，长得也不错。她牵扯着媒婆的手，感恩戴德，就算嫁过来了。第二年就生了大女儿。

由于与市中心近，我们这儿的近郊农村在1978年以後就已经开始富裕起来了。生产队生产的蔬菜是定点供应城市的蔬菜商店，价格由蔬菜店定，收入由生产队按人均分配。

1978年後，土地开始下放。先是生产队开始划自留地，人平三分（0.3亩），按土地贫瘠、平顺与否间隔分摊，先划好後，再抓阄分配，一律按户口人数分配。我家分了四口人的地。

自从分得了自留地，我家的日子开始好转了。大女儿已经能做家务和帮助她母亲种菜了。自留地的菜是已经可以拿到市场上去卖的。大女儿承担了卖菜的主要任务。那个时候，木匠活也可以公开做了，找上门来做家俱的人也多起来，我的工钱已经不是混碗饭或者包吃的条件了，开始按照每天5元或者做一件家具20、30元的价格收取了。

不到两年，土地就包产到户了。我们生产队的土地是在1980年开始全部分给社员的。前後两年，我家分得土地3亩多，包括山地和自己开荒的土地，就已经有4亩左右了。因为黑三没有分到土地，我老婆整日跟生产队长吵闹，然後私自把属于生产队上的草山上开了荒，种上了蔬菜。

城市里的人越来越多了，市场也开始热闹起来了。80年代的中後期，很多人开始进城经商。做木匠活的人也越来越多了。我老婆老家的人也借着关系，到我们这附近农村，租了房子，白天出去做木匠和泥工活，收入比种地高了许多。

由于是老化工城，城市里的房子大多是很老旧的房子了，修修修补补的活很多。我看准了这个机会，于1984年，带了20来个徒弟，开始到城里承包小工程，修建房子了。当时对我们这些进城打工的农民叫包工头，没有歧视的意思。

1986年，我已经在老家院子门口的垃圾场上，修建了一幢两层楼三百平米的砖混结构的楼房。大概花了3万多元。那个时候，农村开始出现万元户。有钱是人人羡慕的事情。

生产队的蔬菜生产在公社干部和农业专家的指点下，加上农民的勤劳苦干，已经在当地出了名。作为全市的蔬菜基地而加大了投入，修建水渠、修建道路、打了井水，家家都用上了自来水。

靠蔬菜种植收入上万元的万元户就有十多家，不到十年时间，全公社已经没有茅草房了。很多都修建起了楼房。

万元户在生产队已经不是稀罕的事情了。省、市、区经常有人来参观学习。生产队的种植能手李火明，一个老实本份的农民，经常是半夜还在地里浇水劳作。在有一年的春节灯会上，因为是全市劳动模范，还得到了赵忠祥的“接见”。

那个时候，生产队的人不管男女老幼，脸上都是喜气洋洋的，生活好像会永远这样阳光灿烂下去，好多人家就干脆不让孩子读书，回家种菜，或者是做生意找钱了。

真是瞎子见了钱，眼睛都亮了。我老是觉得这样做有些亏欠孩子们，这样的急功近利的父母，最终让他们的後代吃尽了苦头。这是我这三十年经历中，第一件感到痛心的事情。

1990年，我的大女儿已经高中毕业，经公开招考到乡政府当了一名乡干部，过两年嫁出去，就是别人家的人了。二女儿随我跑工地做工程，16岁就到交通技术学校学习驾驶，两年後，我帮她买了一辆川路车，跑运输；另外，买了一辆野马轿车，供我跑工地专用，我的二女婿当了我的专职司机。三女儿开始上学了，然後，我花7000元帮她买了一个城市户口。

住着小楼房，开着小轿车，自己当老板，做各种生意的人，在生产队和全公社也是越来越多了。生产队专门跑运输的老宋，买了四台运输车，承包了市里第三建筑公司下属的预制场，他每天指挥着30多个搬运工，来来往往的外地农民成了生产队一道风景。老婆成天乐得合不拢嘴：老天爷保佑，我们农民也能过上城市人的生活了。

请人干活，自己当老板的人，在我们红旗乡（80年代後期，公社改乡了）已经是很普遍的事情了。乡里也办起了砖瓦厂、水泥厂、涂料厂等如雨後春笋般发展起来，生意都特别的红火。大老板越来越多，乡镇企业成为当时的一道风景，称为市里经济的半壁河山，10年後，开始出现农民百万富翁。

1991年，我在陈乡长的劝说下，放弃了自己当包工头的生意，成为了公社建筑公司的经理。为的是想能大干一场，让当地的农民都像我一样靠本事富裕起来。当时信心百倍，豪情万丈，头脑简单，毕竟是文化少了，我的想法被几年过後证明是很幼稚的。钱多了，很多人的本性就变了，最近两年的泡沫经济，都是人心贪婪的结果，我个人这样认为。

当时的企业经理都是聘用制，其实就是乡长说了就算。1991年到1994年三年时间里，我为公司创造纯收入100多万元，固定资产上百万元，这在当时的乡里，是位居首位的造富企业。我因此也常常被评为这样那样的先进。我感觉我的人生很有意义也是在这几年，虽然，比起自己当老板，挣钱并不多。

公司经理也开始成为人人垂涎的位子。乡长、书记们三番五次到企业以拉赞助、发展经济、创建新项目等为借口，开始谋取私利。不到三年的时间，就拿去几十万元。按照他们的说法，经理就是放牛的，牛是他们的。

看见少数人越来越膨胀的贪心，我感到了害怕，这毕竟是集体企业，出现亏空挪用贪污是要犯法的。而且，他们借口创办木质地板厂到成都、雅安等地参观，一次费用就用去4万元，我看了都心疼。更可怕的，回来後，他们请了一个所谓的专家，开口就要在公司里借款50万元，而此前这个所谓专家—一个自称工程师的老头，一个劳教释放人员，已经在公社办的汽车修理厂里亏损了100多万元。

我开始怀疑这集体企业，究竟是谁的企业，这样下去，迟早要搞垮。我感到不对头，自己辛苦经营，为集体挣的钱，可能就要被他们私吞掉。而自己却要冒着坐牢的风险。

我开始保管好每一笔钱，做好了帐外帐，以防万一。而在我接手这个公司的前任经理，因为贪污公款，被判了3年有期徒刑，现在还关在监狱里。

终于，乡长发怒了。钱是没有在我的手上划走，但是，我的经理职务却被取消。

後来，我的一名副经理接手了公司。在不到三年的时间，公司所有的机械设备连同厂房都被卖掉了。过了几年，公司以资不抵债，连同公司所有的12亩土地，以股份公司的名义卖给了他本人和几名股东。这些人在新城市开发建设中，借助手中的土地，一夜之间，成为城市里的富豪。而整个乡2万多农民，在一夜之间失去了土地和房子，彻底沦为无产者。他们的富裕成为农民心头永远的痛。

这大概就是人们常说的资本的原罪。

当然，木地板厂没有投产就倒闭了。最後，那个工程师也失踪了，投资的钱，全部成了死帐。和之前倒闭的其他化工厂和汽车修理厂等等，这些厂子，经历了20年左右的风风雨雨，就如农民种下的果木，在推在城市化的进程中，没有留下一丝的痕迹。

创家立业的是一大批人，享受财富的是一小部分人。当农民意识到自己受到欺骗和不公正待遇的时候，为创建和谐社会，所有农转非人员都纳入城市低保，领取每月人平165元的低保，当时，市里的最低工资是450元。

我在被农转非後的最初几年里，还到处包工程做。可是，要不是包不到工程，就是被拖入三角债务中，差点连老本都赔进去了。

我感觉，我的生活从1978年缓慢上升20年後，达到顶峰。至到1998年，我的人生发生了又一次转折，这次开始直线下降，最後跌入低谷。找钱的机会对我来说是更加困难了，建筑行业几乎充斥了一切都有可能的腐败和潜规则，是胆子大又有关系的人的天下。我们这些靠劳动力老实人挣老实钱的机会，是一去不复返了。

这三十年中，还有一个让人心疼的事情就是房屋拆迁。在我们乡里，经过20年的积累，农民已经很富有了，大多数都建起了属于自己集体产权的楼房，很多人靠出租房屋收入过着不劳而活的日子。可是，自1991开始开发区建设以来，这个红旗乡在20年後彻底变为了一座新城市。

拆迁是按照开发区制定的政策执行的。大致就是，不管房屋好坏，一律按照有产权证人每人20平米的面积安置，价格补差。这个政策一定15年不变至现在。

就是这个安置政策，几乎吃掉了这些农民这些年来所有的积蓄。比如：一套100平米的房子，政府拆除补偿是200元/平米，而要买政府统一修建的安置房子价格是800元/平米，农民实际还要花600元/平米购买那些没有质量保证、水电气安装费还有自己出的安置房。当时，商品房的价格也就在600—800元之间。

这些房子的质量，让我这个搞了二十多年建筑的外行，看了都心虚。

1993年，我自己建筑的房子被强行拆迁，不但没有得到合理的赔偿，而且在我的心理打下很深的伤痛。当时，像我这样的人有很多，他们开始连续几年甚至长达十年以上的上访，结果都是徒劳无功，劳命伤财的事情。

那几年，看见那麽多以前靠老实劳动挣钱的人变成穷人，心里很不是滋味儿。种菜能手老李，去扫大街时，被车碾死了；老宋的运输队解散了，因为欠债，他的妻儿把他撵出了家门。

还是我的老伴开导我：死脑筋的老头子，你怎麽就忘记了江家一大家子人，留下一所大房子逃生，生死未卜的历史啊，比起他们，你应该自足啊。

房屋被拆迁，让我最後靠房租收入养老的希望也彻底破灭了。当年那些早早出来找钱的孩子，成为最受伤害的一代人。因为没有文化和技能，那整代的孩子就垮掉了。要麽，东一天西一天的打点零工，要麽，就干脆吃那点低保，呆在家里打牌，什麽事情也不干，混天过日子。看着这些无所事事的孩子，我就揪心的疼。

15年後，汇东新城已初具规模。建立在这些土地上的城市是越来越漂亮了，宽阔的街道，整洁的居民小区，吹着文明的风，虽然少了些泥土的芳香，但又是另外一种美丽。只是对于我这样的靠土地生活了大半辈子的农民来说，这一切都是陌生的，是很难适应的，我们活动的范围已经从广阔的农村逐渐缩小为自己居住的动迁小区。

城市很大，属于我们的生活圈子却很小。就好比一个人的身体，在年老後逐渐萎缩一样。在这个古老而新型的化工旅游城市中，掩藏在繁华街道背面的安置小区有三处：谢家坝小区、邓家坝小区、周湾小区，人口5万人左右。现在时尚的称呼是：城中村。

与昼夜通明的街灯相比，这里一到天黑，几乎没有灯光了。今年电价一再上涨，上涨到0.43元/度。这对于每个月只有165元低保费的在城市居住的农民来说，是一笔不小的开支。很多人家，已经开始每天只煮一顿饭了，为的是节俭天然气费。

我的三个女儿已经成家立业，各自干着他们在城市里的职业了。她们能这样顺利融入城市生活的主流，这是我最欣慰的。可是。像她们这样的稳定在农转非人员毕竟是少数。

农转非以後，政府每个月发给生活费165元，而我只有100元，直到现在。居委会说，我不够吃低保的条件，因为有三个女儿的供养。现在猪肉价格13元/斤，跟北京一个样，什麽都涨价了，我的生活费却不能涨。这件事情也加重了我的心病，心病积累起来，我在60岁的时候，患上了严重的糖尿病，差点死去。

有了死亡的经历，对什麽事情都看开了。走到哪一步算哪一步吧。反正，女儿们不会见死不救的，但我还是盼望政府能把我们这批人纳入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的范围，这是大家期盼的。

而我很多的老朋友就没有我幸运了。一是，他们前二十年挣的钱都花在房子上了，被房子掏空了，二是曾经做的生意也大多死掉了。有的还亏本了，欠了债；三是他们的孩子们大多失业在家，一大家子就靠低保生活。生活很拮据。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喊了10多年了，到现在还是很遥远的事情，我真怕我死也享受不到国家优惠政策了。

公正的说，改革开放的头二十几年，凭着国家的好政策，农民过上了富足日子。可是自城市扩建，我们这些城市近郊的农民失去土地後，生活陷入了困窘。但是，比起那些靠种地和打工维生的远郊的农民，还是多少有一些保障的。

看到年纪越来越大，生活越来越拮据的老乡们，除了感叹，我还能做什麽呢。

老伴对我说：老头子，你还能活几天？还替古人担忧？1961年饥荒年代我们没有被饿死，白捡了几十年活，有吃有喝有住的，死了都知足了。你还去管那麽多干什麽？

2008年，我60岁。人都是要老的，人老了，欲望就降到了最低，贫富都不重要了，只要能平安活到老，知足了。

人生有几个三十年哟。（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