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年读者征文：我的两个幸福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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沁闲信笔/文

近年来我经常中国、美国两地跑。频繁的两地生活比较，使我产生一种强烈的感觉—中美两国在物质上距离越来越小，可是精神上的差距不但不小，而且甚至可能在拉大。

我承认物质的富足可以给精神富足奠定良好基础。可是，中国的发展迅速到了物质追求超前于精神重塑的地步。这种物质与精神的失衡，让我明显意识到两国人民的“幸福指数”是有不小差距的。而差距的根源并不来于两国GDP的不同。

据说，90%人口以农业为主的小小不丹王国，早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就提出了“幸福指数”的概念。并舍弃传统的国民生产总值（GNP），标新立异地将“国民幸福总值”（GNH）作为社会发展的一个衡量标准。後来各国也纷纷仿效。最近一次英国"新经济基金"组织对全球178个国家及地区做了一次幸福排名，经济巨无霸美国以7.4的成绩挤进15名,　落在丹麦、不丹、冰岛都小国之後。而经济发展最迅速的中国也仅排名第31位。这是一个令人值得深思的测试结果。

按理说我生在上海长在上海，一种强烈的归属感和亲切感应该让我的幸福指数远远超出我在一个几乎举目无亲的国度的幸福感。但其实不然。我承认我深深地爱着上海，不管她再物欲横流，再冷漠浮华，可那毕竟是我的故乡。我的家人、老友所在的地方。我可以讲着自己熟悉的上海话，过着自己习惯的生活方式，并依靠自己海外留学的背景竞争到一份不错的工作。

我用着自己强大的人际网做着成功的市场业务。整日地陪朋友客户吃喝玩乐，进出最豪华的餐饮娱乐场所，提着最新款的名牌手袋，踩着名牌高跟鞋走在路上，没有哪次不成为人们多看几眼的羡慕对象。可是那几个月，我没有觉得很幸福，很满足。我反而觉得少了什麽。

後来工作结束，我无奈回到了宁静祥和的花园州―新泽西。我渡过了一段极度不适应的过渡期：没有机会穿名牌戴名牌，因为根本没人来关心来攀比；家人老友都不在身边陪我，只有我的丈夫和一两个可以说话的朋友。可是後来我却渐渐习惯。渐渐平静。甚至学会享受这种新的生活方式。没有了酒精、香烟的“熏陶”，和大城市的喧哗糜烂，我反而有了闲情和丈夫一起坐在床头读自己喜爱的小说。我甚至开始重新写作，试图实现我儿时的梦想。我突然有了种强烈的充实感和幸福感。那种感觉，是在上海没有过的。

国内一个教授提出了由10个次级指标构成的我国民众幸福指数指标体系：知足充裕体验指数、心理健康体验指数、成长发展体验指数、社会信心体验指数、目标价值体验指数、自我接受体验指数、人际适应体验指数、身体健康体验指数、心态平衡体验指数、家庭氛围体验指数。看到这个体系，我才豁然开朗。在国内的很多人，包括我在内，或许看着很幸福。有金钱，有事业，有家庭，有地位，有朋友……可是，他们不快乐的根源，在于他们自身思维模式。很多攀比风奢侈风，来源于人心底里潜在的一种不自信，一种心理的失衡。他们需要用别人的赞扬和羡慕声来肯定自己的成就。现在回想起来，是幼稚甚至可悲的。

中国人内心的自卑是多年的落後所积压的。一时间是很难抹去的。在美国，特别是那些富足祥和的小镇里，人们谦虚低调，他们不需要别人来证明他们的成功和幸福。他们也不觉得一件Prada的衣服就能证明一个人身份的不同。他们心底里的自信和乐观，造就了他们珍贵的幸福感。

现在中国正大力提倡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人民各尽所能、各得其所。我承认，人口的庞大使得中国的激烈比美国的要激烈残酷很多。勤劳的中华儿女也正“各尽所能”地为了美好生活而奋斗。可是，我们对于“各得其所”的理解，却似乎产生了偏差。我们不仅为了自己“需要”的而争得头破血流，更可怕的是，我们更多的是在为我们“想要”的而自相残杀。我们这样下去，真的会幸福吗？（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