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年读者征文：母亲的食杂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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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延东/文
1971年，我们全家从山东文登搬到黑龙江省嫩江县，第二年我在嫩江的农村出生。我父亲是66届高中毕业生，恢复高考後的第二年，他仅复习七天就参加了高考，考入黑龙江省黑河师范高师班，1980年毕业後被分配到县城里教书，于是1981年我们全家从农村搬进了城里。
母亲没有工作，为了缓解家庭经济的拮据，她进城後当过学校托儿所的保姆，在市场卖过粉皮和青菜，在医院伺候过病人。1984年，父亲分到了公房。由于我们家的新房位于学校大门外，并且临街，母亲经过考虑，决定开一家自己的食杂店。
1986年春节前，在借了一千多元购置货物後，母亲的食杂店开业了。那时候进货渠道只有糖酒公司、百货公司、烟草公司和土产公司等几个国营批发点，货源虽单调却稳定，质量也算上乘。我记得那时市场经济刚刚兴起，从上到下都在鼓励百姓干个体，食杂店上烟可以论盒上，酒可以成瓶进。
母亲的食杂店开业後，我们家里整天都弥漫着小时候在农村供销社里才能闻到的一种甜甜的味道和芳香。我们兄妹三人天天围着柜台转，看看这儿，看看那儿，心里充满了喜悦。因为家里有欠债，母亲对我们管教很严，不让我们随意吃食杂店卖的东西。哥哥大我两岁，他能帮助母亲推车上货，我和妹妹写完作业就当起了售货员。
因我家附近没有第二家个体食杂店，所以母亲的食杂店生意很好。每天到晌午时排队买酒买罐头买日用品的人很多，有时需要三个人上阵才能忙得过来。随着生意的兴隆，母亲脸上的笑容也越来越多，父亲紧锁的眉头也逐渐舒展开来。有时晚上母亲算完一天的进帐後，就会自豪地对我父亲说：“现在我一个月的收入比你上班一个月的工资还多”。
一年後，我家还完了二千多元的外债，家里的生活也改善了很多。因家里有了积蓄，1988年春节前，父亲带领我和妹妹回到了阔别17年的山东老家。1988年以後,我家周围相继有十多家食杂店开业，但母亲坚持诚信经营和薄利多销的原则，食杂店的生意没有受到过多影响。年龄不到四十的母亲很能干，父亲上班没有时间帮她上货，多数时候都是她自己一人上货，上货时就把店暂时关一下。
在母亲的食杂店，上啤酒是最累人的。母亲一人推着手推车来回走八里路到啤酒厂上酒，去时车上装了十多箱空瓶子，回来是很沉重的十多箱啤酒。不管怎样累，母亲都说，日子总算是好了，累点儿也高兴，再累也比农村地里的活儿轻巧。我还记得上高中後，能帮助母亲上些货了，有时候放学後我在车後驮着一大包卫生纸，被同班女生看到後还感到很不好意思。
到了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随着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商品的种类越来越丰富，政府也放开了对某些专营领域的控制，百货、糖酒和日用品的批发已全部放开。因为政策的宽松，县城里的商品批发一条街于1992年正式成立了，食杂店的许多商品不必到百货公司、糖酒公司和土产公司去上了。自从商品批发一条街成立後，上门送货的多了，母亲不用自己亲自上货了，开小四轮的啤酒经销商也会把啤酒卸在我家大门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