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年读者征文：也谈中国的司法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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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烛/文
现在全国司法界正在“大学习、大讨论”，其核心内容就是贯彻“三个至上”学说：即始终坚持党的事业至上、人民利益至上、宪法法律至上。
在大学习、大讨论的同时，听说某些地方也推广起了延安时期“马锡五审判方式”，法官在田间地头进行起了开庭或调解，并尽可能做到案结事了。
我觉得无论是从大陆法系，还是案例法系来说，这都有些“玩枪走火”的感觉。听说非法律专业毕业的王院长曾在珠海讲话，讲要继续贯彻好“宽严相济”的审判政策，用好“严”的一面：“现在是刑事犯罪的高发期，该重判的必须重判。”要满足人民群众的司法需求，就要继续加强法院的执行工作，不能跟中国的老百姓说“执行率”的问题。并谈了三个依据。“一是要以法律的规定为依据;二是要以治安总体状况为依据;三是要以社会和人民群众的感觉为依据。”他一席话引起了舆论的轩然大波。
现在司法系统确实存在着腐败、混乱、收费高、民众对司法机关不信任、执行难等多种问题。但我们回过头来看，这些问题的存在并不仅仅因为法官没有考虑党的事业、人民的利益或者是他们不想判好案件，而是因为在许多时候，法官要看人脸色行事，法律的变更多而且条文模糊，多头执法影响了司法权威，司法部门依赖于地方，法官不是专业人员等因素造成的。
要改变这种状况，只能有条不紊推进司法独立，而不是走回头路。至于早田间地头开庭或调解，或者是许多案件都走调解的路子，我觉得不是一个好现象。
我们国家经历了漫长的专制社会，专制社会不是法制社会，而是人治社会。但专制社会也有法，专制社会的法就是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制定的，因此有“刑不上大夫”的话语。而且许多时候，法就要考虑皇帝、权贵的需要，就要考虑所谓的“民情民意”。所以许多法学界人士称专制社会为有刑无法的社会。
哈罗德・J・伯尔曼说，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形同虚设。法律与宗教有四个共同的要素——仪式、传统、权威和普遍性。其中宗教赋予了法律精神、方向及其获得尊敬所需要的神圣性。司法机关的判决必须有权威性，如果司法机关被左右与被愚弄，司法判决被人随意推翻，司法机关就不被人们所信任。有评论说：“在现代法治社会里，一个法律常识是，正义不仅应得到实现，而且要以人们看得见的方式加以实现，这就是所谓程序正义。”法袍、法椎等的引入，就是为了通过程序，增强法律的威严。
到田间地头，既没有了这些程序，又没有了法庭的气氛，让人觉得庄严的宣判还不如过去长老们的和议，也为司法人员提取材料、查找例证制造了难题。更主要的难题在于，过去延安时期是小农时期，民众所遵循的道德秩序犹存，乡间的社会秩序犹在，人没有被金钱冲毁了脑袋，现在情况已经大不一样，再把老一套扳回来，明显是南辕北辙、缘木求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