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年读者征文：西南煤乡的3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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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定友/文

我的家乡地处大西南腹地的崇山峻岭中。长久以来，我一直疑心这里是中国最偏远、最落後的地区。出生于1969年的我，不知不觉已经人到中年，至今仍清楚的记得“文化大革命”的如火如荼，76年毛泽东主席逝世时的举国悲伤。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在这边远的山区县城，仍可以看到中国政治经济大起大落的缩影。

要说发展，改革开放30年来，家乡的变化足以用“翻天覆地”来形容：县城的面积比过去大了十倍以上，当年遥远的郊区，现在都成了市区和居民小区。老旧的木板房大多已改造成水泥楼房和鳞次栉比的高楼。车水马龙的街道，繁荣的商业，熙熙攘攘的人流，辉煌的灯火映红半个夜空。

我1990年参加工作时，工资是100余元，现在我领2000多元的工资。1978年，我甚至不知道什麽是电视，而现在电脑也逐渐进入普通人家。虽然与发达地区相比，家乡仍然贫困，但与我们的过去相比，我们已经进步巨大。

家乡很穷，但有储量惊人的煤炭资源，正是依靠这些煤炭，家乡人才得以在这阴冷潮湿的高寒山区一代一代生存繁衍下来。但上天并不会轻易赐福给我们，它是要我们付出代价的。由于煤的含硫量很高，在燃烧的时候会释放出大量有毒有害气体，污染环境尚可忍受，最残酷的是对人生命权的直接剥夺：每年都有一些乡亲因烧煤而中毒身亡。我最新的记忆是一家人的两个孩子：一个男孩，一个女孩，都十多岁了，在一个冬天的夜里煤烟中毒再没有醒来，第二天家长发现的时候，两个孩子都已经僵硬，他们象似仍在睡觉，脸上水红花色、安静恬淡，没有任何痛苦表情——这正是煤烟中毒的典型表现。

另外，家乡每年都要因挖煤死一些人。“煤炭匠”是人们对挖煤工人的称呼，只有生活在社会最底层、最走投无路的人才会去做这个职业。他们是没有前程的，做一天算一天，因为每一次进洞都有可能葬身山腹，再不能重见天日。谁也说不清在家乡的煤洞里埋葬了多少“煤炭匠”。而他们的生命低贱如草芥，死了就死了。

以前，“煤炭匠”进洞前都签有生死协议，死了自认倒霉，家属获得多则几千元、少则几百元的丧葬费。近些年，随着煤炭价格的急速上涨，外地煤老板蜂拥而入，政府开始重视安全生产，“死一人赔二十万”的全国标准也得以施行：这应该是一个历史的巨大进步，至少使那些死难“煤炭匠”的家庭可以一下子脱贫进小康——这可能是他们奋斗一辈子也不一定做得到的。我不知道是该为此而高兴还是该为此而悲伤。

按说，煤炭价格高涨对产煤区是个好事，但是，说真的，我们都盼望煤炭价格下跌，因为我们都快买不起煤烧了。我们得用比从前多几倍的钱去买煤，一些人不得已又开始去砍树枝当柴烧。也不是没有人高兴，煤老板们是最高兴的，他们这几年可是财源滚滚。说到资源，它应该属于我们大家所有，大家都不明白为什麽我们沾不到光。

环境污染是全中国，不，是全世界面临的一个老大难问题。但在家乡，由于经济发展水平的滞後，这一问题尚未全面爆发。许多问题只是初露端倪，但也是够严重的了。在县城西北边，一家大型水泥厂日夜不停喷吐烟尘长龙，半个县城笼罩其中，汽车越来越多，噪音、尾气昼夜不息。我见过的最严重的污染是生产硫磺时的滚滚浓烟，所过之处草木不生，年复一年，山坡上不但没有草木，连泥土也被雨水冲涮怠尽，白生生的岩石裸露一片，让人看得触目惊心。现在，要找一条清澈干净的河流是相当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