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玉洁专栏》青春活化石

（本专栏只代表作者本人观点）

作家韩少功某次去一所大学教书时，顺便想调查学生读书的情况。他问：谁读过三本以上的法国文学？约四分之一的学生举手。谁读过《红楼梦》？约五分之一的学生举手。再问，谁看过电视剧《红楼梦》？举手的多一些了，但仍只是略过半数。

韩少功有些吃惊，这可是一群文学研究生，将要成为硕士或者博士的。韩少功相信他们做过上百道关于《红楼梦》、或者法国文学的试题，并且一路斩获高分，但问题是，那些试题就是他们的文学吗？读书怎麽会变成那麽难的事情呢？是什麽剥夺了他们阅读的自由？

以上情节是韩少功回忆七十年代的文章《漫长的假期》的开头。很快的，韩少功引出了自己想说的话：三十年前，让很多中学生说出十本俄国文学、十本法国文学、十本美国文学，都不是很困难的事。

《漫长的假期》在《七十年代》一书的第一篇，这本书刚刚在香港出版，明年初将在大陆出版简体字版，似乎在表达着一种清楚的姿态：你们对于七十年代——我们的青春期有误解，你们说那个年代（“文革”）空白，我们可不空白，我们从图书馆偷书、从老师那里抄书、跟同学换书、从内部书店骗书……一个匮乏的社会，最可能产生精神渴求，而你们这个利益汹汹的时代，却会让人功利而空虚。

这样的讲述有助于破除铁板一块的“文革”想像，的确，“文革”不只是文件、政策、批斗……每个时代都很复杂，应该有更多的人来讲述自己的个人历史。但是这样的讲述，也带来一个危险，就是自我辩护带来的简单化倾向。

无论“文革”中的少年再怎样偷书、换书，匮乏首先仍然意味着匮乏，生于1970年代中後期的我，整个青少年仍然在受“文革”的余苦，根本找不到书可看，假如找到一本残缺的《一千零一夜》，假如借来一套《红楼梦》看了五遍，我就该歌唱匮乏而美好的青春吗？我不。我总是在遗憾，假如我能在中学时期阅读《史记》、《诗经》，阅读巴尔扎克、莎士比亚，而不是把青春浪费在《保卫延安》、伟人诗词、政治课本上，我的精神世界该多么丰厚了，它应该已经积累起创造的能量，而不会让我在後续的十多年里一直补课。

《七十年代》的写作者是幸运的少数人，他们生在大城市（多半是北京），从高干、知识分子家里流出的“反动书籍”在小圈子里流传，造成了这些年轻的“精神特权者”。在“文革”中後期，他们就看到了“现代派”文学作品，其中有些人还写出了最早的作品，而那时大多数中国年轻人还只能读到《毛主席语录》，了不起看看郭小川和贺敬之的政治抒情诗。所以，对《七十年代》的写作者来说，七十年代是启蒙的年代，当“文革”结束，就结出果实来了。

我完全能够理解他们对于自己青春的捍卫，当人们迈进中年之後，最值得回味与珍惜的就是青春了。然而在这种回忆之中，却很有可能神化那个年代，神化自己的青春，从而失去反省——每个年代最需要的不是回忆者，而是那个年代的灵魂追索者和忏悔者。

艺术的美总不在于阐述理性和辩论，而在于那些模糊、暧昧、悲欣交集的片刻。所以，我对于韩少功那样为七十年代张目的文章不太喜欢，但是有几篇记录青春、又能与当代勾连的文章却非常动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