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年读者征文：探索改革道路要有紧迫感和新思路——与樊纲先生商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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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全/文
上月25日我在《南方都市报》读到樊纲先生的访谈《克服改革焦虑症，坚持渐进式道路》，想在这里谈一些个人的观点。
樊文推崇渐进式改革，肯定对公权力的限制及其民营化成长，认为“在大家的利益都能不断增长的过程当中，对原来的既得利益进行转化，使利益结构发生逐步地变化”，可以解决深化改革的利益集团障碍问题。
对樊文的类似观点笔者实不敢茍同。第一，公权力泛滥在我国长期存在于今挥之不去；市场化改革虽在相当程度上撼动到其所依托之经济基础，但公权力在经济领域的有限退出绝不意味着自然形成良性市场经济。樊文将腐败根源归于计划经济，却忽视了市场经济绝不天然排除腐败，换言之一个由私权利自主博弈的市场经济亦绝非身处桃花源中。
且不谈市场原教旨主义观点的一厢情愿，樊文似对过去30年“我们把很多中小的国有企业都运营垮了”很满意，认为“这些资产当中至少公权力小了吧”。
确实，30年来数百万家之多的国有企业要麽“垮了”，要麽“转制了”，理论上公权力实现了退出，但实际中那些由“公”转化为“私”的原国企，以及相当部分新冒出的有背景私企，不少却正是假公权之力强制实现了财富向少数人的转移和集中。无可否认的是，相当部分市场主体及其运行规则出自于公权力构建，来自于公权一言九鼎的最终决断，这不仅导致置身市场中各样人等在身份和利益上呈现不公，并且形成了事实上的公权力寻租“有理”，因为公权力创造了市场主体，公权力制定了游戏规则，公权力维护了交易的稳定。
依照潜规则逻辑，公权力成为“生产要素”中最重要部分，这也就不难理解经营者需要竞相向公权力掌控者输送利益。令人遗憾的是，改革并没有改变公权力恣肆的基本事实，相反，30年中出现的所有改革倒退，都无一不体现着公权力的无度扩张。如果说市场存在有“原罪”的话，在我们这里，它的创造者正是公权力。
由此引出第二个置疑，那就是既得利益集团是否会自觉自愿“转化”，樊文期待这种转化，并且不主张“来一个革命”， 认为不能激进铲除利益集团的障碍，主要源于制度跟进的滞後，由这种无可奈何导致选择了渐进式改革。
事实上，无论人们怎样评价改革得失，都无法回避既得利益集团形成于改革并呈日渐坐大的现实，无法绕过它对深化改革构成的负面与障碍特性。严峻的是既得利益集团已非单一的经济人选择，而是经济、政治、社会和知识精英的一体化结合；其利益攸关性决定了它很难自愿放弃到手的好处，即使其中有少数人自甘作“异类”，也无以撼动资本、政治、知识联盟的强势资源垄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