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周刊 中文月刊》供稿：百万神话的背後

资金不足和其他一系列因素，令中国和印度出现严重的教育危机，并可能对两国的经济造成损害。

撰文∕刘美远（北京），苏迪普?马宗达（新德里） 3月8日

去年早些时候，在印度西孟加拉邦，杰尔拜古里工程学院的学生每天都会去学校上课，但却找不到老师。电子、计算机科学和信息科技系只有一名全职教师（应该有 20 名）。

到去年 5 月，从未上过课但即将面临考试的学生终于走上街头抗议。最後，政府宣布会从其他学校征召教师。但事实证明，说总比做来得容易：行政官员到加尔各答的孟加拉工程技术大学（印度最古老的教育机构之一）招聘老师时发现，该校也无法提供多馀的老师，因为其师资力量也不够。

等一等，情况不应该是这样的。多年以来，专家和媒体一直警告说，印度和中国每年培育出的数以百万计的工程师和科学家，很快将挑战美国的技术优势。前不久，总部位于伦敦的智囊机构 Demos 在一份报告中警告说，“创新的重心已经开始从西方转移到东方”，并认为中国有可能在 2050 年之前，成为一个“科技超级大国”。的确，原始数字是令人震惊的。仅仅在 2005 年，中国就培育出 60 多万名工程师，而印度则每年有接近 50 万名科技专业的毕业生。

但是，这些统计数字只讲述了故事的一半。许多大学毕业生找不到工作，而中国和印度的企业在招聘人员时，都感叹缺乏够格的应聘者。印度全国软件和服务企业协会会长基兰?卡尼克说：“印度培育的大量理工科毕业生中，只有 25%至 30%的可以说是合适的人才。”原因何在？资金不足和一系列其他因素，已经在印度和中国造成严重的教育危机。这些问题可能很快就会给两国的经济带来极大的损害。为了维持快速增长的步伐，中国和印度将需要大量优秀的工程师和科学家。然而，这两个国家都没有足够多的值得信赖的大学来培育这些人才。在坎普尔知名的印度科技大学任教的 M?A?帕伊警告说：“在理工科方面缺乏训练有素的博士人才，将会严重阻碍印度成为一个知识型经济体。”

对中国来说，这个问题可以（至少部分）追溯到“文化大革命”。那时候，极端激进的毛泽东主义者让所有大学都无法进行正常的教学活动。许多学生和老师被遣送到农场 ―― 如果他们没被送到“再教育营”的话。高等教育在 1980 年代开始恢复，而且中国政府于 1990 年代开展了一项雄心勃勃的计划，以扩大高等院校的招生。但在这个过程中，标准下滑了。中国人民大学的毛寿龙教授说：“你一旦进去了，（很）容易就毕业。”

一些专家也抱怨中国的学校着重死记硬背，毛寿龙表示，这一点往往“降低教育的质量”。他认为，中国的制度没能教授实际应用能力或激发创造力。他说：“这就是为什麽美国的学生可能考试分数不高，但就能制造有效的导弹技术；中国的学生校内成绩很好，但可能造不出良好的导弹。”

中国的大学还面临另一个共同的问题：资金不足。现在，许多学校必须依赖收取学费来支撑。清华大学的楚树龙教授说：“这使得一些学校降低收生标准。”但这种模式还是没有带来足够的资金。美国大学的学费达到数万美元，毛教授说：“但在中国，学费可能只是其十二分之一。”因此，当美国学生享受舒适的宿舍时，中国学生得几个人挤在狭小失修的房子里。此外，许多院校还缺乏仪器、实验室和教室。

印度也面临资金不足的问题。大学教师的薪酬很低（每月起薪约 3,000 元人民币，即 400 美元），远远无法跟在私营企业的待遇（每月超过 7.5 万元，即 1 万美元）相比。卡利亚尼大学的经济学家马杜苏丹?达塔表示，结果，“人才都给企业的丰厚薪金吸走了”。更糟糕的是，印度的教育机构（和中国一样）过于僵化。孟加拉工程技术大学前不久的一个例子就说明了这一点。几年前，该校的理科教师开始全天候开放实验室，方便好学的学生随时进去学习。学生们的反应很热烈，然後，一个较为轻松的风格开始盛行：学生们有时会穿短裤来上课，这在西方很常见，但在印度比较少见。就这样试行了几年後，校方突然下令要实验室恢复正常的开放时间，并且规定学生在学校必须穿长裤、衬衫和鞋子。该校计算机科学系的助理教授比帕莱帕?锡达说：“看起来好像着装规范比严谨教学更为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