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约撰稿》奥巴马当选对中美经贸关系意味着什麽？

（此文只代表作者个人意见）

梅新育/文

巴拉克・奥巴马终于实现了他的“美国梦”，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个黑人总统。他当选的事实本身已经开创了历史，而他的当选将给美国经济、给中美经贸带来什麽影响，也引起了人们的关注。

毫无疑问，目前这场1930年代以来最严重的经济金融危机必将对世界经济体制走向产生深刻影响。正如1930年代大危机标志着计划经济体制和凯恩斯主义的兴起一样，这场危机即使不标志着“撒切尔-里根革命”的终结，至少也意味着“撒切尔-里根革命”的没落。无论是萨科齐反危机对策与其竞选政纲完全背离，还是奥巴马那富于“新政”色彩的竞选政纲，都表明了这一点。然而，奥巴马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实现他的竞选政纲，仍然存在众多不确定性。

首要的约束因素是他的行政能力。在美式政体下，总统的竞选政纲、他当选後会切实努力推动的政策、他能够通过立法程序最终付诸实施的政策并不是一回事。这三者不可能完全重叠，重叠程度取决于总统的行政能力，亦即他“摆平”各派政治力量贯彻自己意志的能力。近80年前高举“新政”大旗入主白宫的富兰克林?罗斯福已经有在行政部门和州长职位上的历练；可是，在这个方面，奥巴马的经历是一片空白，没有任何经历足以证明他的行政能力。那麽，我们如何确信他有能力推行他的竞选政纲？

其次，他的某些政策主张固然有助于矫正美国经济的某些时弊，并赢得更多的选票，却有可能加剧美国经济的另外一些痼疾。例如，他提出要给95%的美国家庭减税，同时向岁入25万美元以上的高收入家庭增税；麦凯恩主张对适用于大多数纳税人的长期资本利得税和股息税继续执行下调後的15%的税率，奥巴马则表示希望至少能将这两个税率提高到2003年下调前的20%的水平，甚至更高。

自从1980年代“撒切尔-里根革命”以来，无论是初次分配体制，还是税制所代表的二次分配体制，其总体发展趋势都是加剧美国的收入分化，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又进一步给这一趋势火上浇油。根据美国国税局(Internal Revenue Service)公布的最新数据，2006年美国1%最富有人群在全国调整後总收入中所占份额达到了20年来的最高点，甚至有可能是1929年以来的最高点；同时，这个群体的平均税率跌到了至少18年来的最低水平，他们在税负中所占份额虽然有所上升，但增速不及其收入所占比例的增速。

根据公布的数据，1%最富有美国人2006年在全美调整後总收入中所占比例为22%，高于2005年（21.2%），更远远超出1988年的水平（15.2%），为美国国税局严格记录对比数字19年来的最高水平。美国国税局以往的数据显示，上一次达到2006年的水平是在1929年，但收入计算方法改变使得这些数据难以进行精确的对比。2006年基于调整後总收入的美国1%最富有人群的平均税率为22.8%，略低于2005年，为连续第5年下降，该群体平均税率1996年为28.9%，1988年为24%。这个群体在2006年所得税总额中所占比例为39.9%，高于1988年时的27.6%，但在公布数据的最近5年中，他们收入所占比例的增速要快于其所得税所占比例的增速严重分化的收入水平，给美国经济和社会两个方面都带来了不容忽视的後果。强化税制的“再分配”色彩，实属必要。

然而，与中国国民储蓄率过高不同，美国的问题是国民储蓄率过低，而高收入者储蓄率较高，奥巴马这样的主张假如付诸实施，很可能将恶化而不是改善美国的国民储蓄率。无论是美国国内投票支持奥巴马的人，还是我们这些关注美国走向的外国人，都不能忽视这一点。

当代中美经贸发展史在一定意义上又堪称贸易摩擦深化史。中美经贸摩擦在双方建立正常经贸关系之後不久就开始了。1979年7月，中美两国签署《中美贸易关系协定》；当年，美国便单方面宣布对中国7大类出口纺织品实行限额。近20多年来中国经济迅速发展，使得美国高度重视中国市场的潜力，前美国贸易代表巴尔舍夫斯基女士因此将关于中国“入世”的中美双边议定书称为“克林顿政府谈判的近300个贸易协定中的皇冠宝石”；中国迅速成长为出口巨人又使得美国国内的一些利益集团倍感威胁；在美国贸易政策转向公平贸易的背景下，中美贸易摩擦随着中美经贸交往规模的迅速扩大而愈演愈烈，遍及纺织品、服装、农产品、反倾销、知识产权、人民币汇率安排等诸多领域，美国成为与中国发生经贸摩擦最多、最激烈的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