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rch 27, 2018 / 8:42 AM / 8 months ago

焦点:改革派官员郭树清与易纲央行再共事 探路中国式金融监管

路透上海3月27日 - 中国银保监会首任主席郭树清同时担任央行党委书记兼副行长,这一最新人事任命打破惯例,在央行核心人事安排上采取交叉任职,缓释了市场对监管协调问题可能会更加突出的担忧;由此,防范金融风险也将进入“甩开膀子”攻坚的新阶段。

资料图片:2017年3月,郭树清出席两会记者会。REUTERS/Shu Zhang

继新一轮机构改革方案敲定银保合并形成“一行两会”(央行、银保会、证监会)的金融监管模式后,郭树清与央行新行长易纲的这一组合,不仅有助于协调央行与银保会的关系,也将减少监管摩擦和监管成本问题。

不过,未来如何使微观审慎监管更好与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管理相配合,不论对央行还是银保会而言,恐怕依然是摸着石头过河。业界并期待金融稳定委员会不仅限于监管信息沟通,更要建立对“一行两会”的监管责任追究机制。

“这是非常有政治智慧的安排,权力上两人平行相互牵制,减少了沟通的矛盾,而且把银保的一把手‘嵌套’进央行,日后监管政策制定落实上,就不存在银保不服不执行的弊病。”一位资深的政策研究人士称。

站在决策层的角度,当前核心目标之一是打赢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攻坚战。正如一位央行人士之前评论银保合并时对路透所言,防范金融风险攻坚战是一场输不起的战役,“什么条件能更好搭建稳定的金融风险防范框架,什么样的监管体制就是合适的。”

并不存在最优监管模式的道理同样适用于人事安排。在银保合并、央行被赋予重要法律草案制定职能后,市场有一种担忧:如此改革抬升了银保超级监管部门的地位,央行的地位却并没有实质性提升,且央行行长是内部提拔,过去分业监管迟迟无法解决的监管协调问题将更为突出。

无从得知中央决策层对郭树清承担更多监管重任的安排是否也是考虑到了上述担忧;但除政治因素等外因,什么样的官员能实现改革后的金融监管机构更有效更有能力地各司其职又相互配合防范金融风险,什么样的安排就是契合复杂现实的合理选择。

易纲与郭树清还有很多相似性,学者型官员、改革派、市场派与技术派,都是他们显着的标签。两人学术研究课题都有着对中国经济发展遇到的现实问题的深入关切。从履历上看,郭树清于1998年赴任贵州省副省长,此后先后担任央行副行长、建行董事长、证监会主席、山东省长等职,任职经历颇为丰富;易纲自1997年出任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副秘书长后一直在央行工作,两人在2001年3月至2005年3月有四年共事时光。

一位监管官员对路透表示,“易纲是学者之风,业务精,但管理是否过硬组织有担忧,郭是‘酷吏’,既懂业务又曾主政地方,能手起刀落,保政令畅通。组织的意图是郭掌权,易掌业务。这是深化改革之际用人非常之举,能否达到组织意图,考验易、郭两人的大局观和政治素养。”

中国央行周一开会宣布,原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党委副书记易纲任央行行长、党委副书记;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主席郭树清任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党委书记。

对于书记兼任副行长的安排,一位央行人士也对路透表示,人民银行班子有党委会和行长办公会议,有明确规定哪个会上讨论哪些内容,现在就是党委会包括人事、党务和改革等由郭树清负责,行长办公会议上比如具体业务由易纲负责。

**探路中国式监管**

中国金融监管体制改革的代价不可谓不大。一方面,现行行政体系下金融监管虽然立足于微观单体机构监管,却能产生宏观金融效应。比如2009年暂停表内信贷、2013年规范同业非标融资、2017年“三三四”大检查等,都对宏观环境造成较大冲击。

另一方面,金融监管的功能本是前瞻性识别与处置风险,并能够产生金融监管信息,有助于中央银行前瞻性地制定和调控宏观政策,防控系统性金融风险。然而,过去“一行三会”架构在金融监管信息的生产、归集和传导环节存在各监管地盘的限制和割裂,导致货币政策传导效率和宏观调控能力低下,累积的问题在2015年股灾中暴露无遗,股市大跌后对场内和场外融资、信托、基金乃至银行体系等都产生广泛的关联影响和冲击。

是次迫在眉睫的机构改革整体上先解决两个大问题:一是将功能与资本监管原则相同的银行与保险统一监管,并改变过去银监会和保监会既是裁判员又是运动员的问题,把政策制定职能赋予央行,便于央行宏观审慎管理;二是为实质性强化央行统筹监管的职能,从人事上进行中和,这也有助于建立金融监管信息的共享、传导机制。

兴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鲁政委认为,总体上这种安排有助于做好协调统一监管,加强彼此之间横向的沟通和信息共享,统一协调行动,既可避免未来出现监管套利,也有助于避免政策叠加。

当然,机构改革方案和人事安排落定后,摆在央行和银保会面前的监管挑战依旧重重。除了完成内部职能部门和人事的调整等行政事务外,具体业务层面存在的可能引发系统性风险问题的如何化解,比如房地产金融化、信托机构全能化、证券类机构银行化、保险机构对冲基金化以及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影子银行、大量无牌照资管机构等如何监管,都是复杂的问题。

参考了“双峰”金融监管模式但又有着复杂国情的中国式金融监管无经验可照搬,探路的过程依然是“摸着石头过河”。以系统性重要性金融机构监管为例,被纳入系统性重要性金融机构是否真的就系统性重要很难界定;同样的,未被纳入的是否确实系统不重要也存在偏误,而且划分不恰当可能加剧道德风险,加剧金融机构竞争助长金融风险,这考验监管的智慧。

再比如资管新规,不单是对市场也是对新的监管架构是否更有效的一次检验。前者容易理解,各机构对照征求意见稿调整业务结构已经进行;对于监管机构来说,资管新规最终能否平稳落地,实现同质同类业务审慎监管,避免同质化业务竞争和监管竞争,统一监管尺度,都有待观察。

不过可以预见的是,在金融风险易发高发频发的形势下,紧货币严监管的格局不会变。

**有实权的金稳会**

监管并非越统一越好,也不是分散越好,关键是要厘清监管的权利与责任。而基于过去各种联席会议制度大多无法实质性起到很好的跨部门协调作用,业内期待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有实权并明确监管责任追究机制。

成立于去年11月的金融稳定委员会,其中一项职责就是对金融管理部门进行业务监督和履职问责。

中国经济四十人论坛常务理事会副主席谢平此前撰文建议,金稳会的核心是明确责任追究机制,起草金稳会联合监管原则, 分解落实到金融监管的各个环节,建立自上而下的联合监管问责机制。

他指出,要确保金稳会不仅限于监管信息沟通,而是切实推动解决当前监管部门金融规则打架、对金融机构和产品监管标准不统一、金融监管存在真空等问题,督促明确监管责任、加强对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监管和处罚、对监管部门有责任追究权等,切实提升金融监管的权威性和有效性。

值得一提的是,在去年召开的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上,国家主席习近平对全面加强监管提出了明确要求。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理事长李扬曾谈到,首先一个原则是明确当局的定位和职责始终是监管,做大做强要由市场决定而不是监管机构的任务;同时,有风险没有及时发现就是失职,发现了风险没有及时提示和处置就是渎职。(完)

审校 张喜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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