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eptember 18, 2018 / 4:28 AM / a month ago

分析:中国再燃“国进民退”质疑声 政府干预经济尺度如何拿捏?

作者 沈燕

2018年9月7日,北京,中央商务区城市天际线。REUTERS/Jason Lee

路透北京9月18日 - 40年前的1978年,得益于思想解放和民营经济蓬勃发展,改革开放成就了中国成为今日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地位;40年后的今天,当中美贸易战愈演愈烈,外围不确定性及内部经济结构问题愈发突显,中国再燃“国进民退”质疑声,亦引发学界对政府干预经济尺度如何拿捏的讨论。

近日在北京召开的纪念中国经济改革开放四十年暨50人论坛成立二十周年学术研讨会上,对“国进民退”的质疑亦成为参会专家和企业界人士共同探讨的话题,而呼吁加强产权保护,建立普惠公平的市场环境更是来自企业的最基本诉求。

“大家都在主张、呼吁、期盼新一轮的改革开放,那么新一轮的改革开放有没有标志性、试金石性的改革,有没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改革,有没有真正让大家吃定心丸的改革,我想改革可能如果有的话,对民营经济地位、作用、认识的再深化,可能是一个领域。”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党组书纪、副主任马建堂称。

他指出,民营企业、民营经济、非公经济提供了50%以上的税收,民营企业创造了60%多的GDP、提供了70%左右的出口、创造了80%左右的就业岗位。

“它和我们国家、我们党的执政基础有什么关系?是不是执政基础的一个部分、一个主要的内容?这方面的认识还需要深化,这方面的探讨还有空间,如果在这些认识上、在这些探讨上有进步,我想民营经济的信心就会增强,担心就会削弱,然后与它相关的那些改革很多就会倒逼,就会顺势而成。”马建堂称。

近日中国民企大佬阿里巴巴(BABA.N)掌门人马云宣布卸任退休,其后财经人士吴小平在微博上发表了“私营经济已完成协助公有经济发展,应逐渐离场”的网络文章,引发舆论哗然。

文章称,“在中国伟大的改革开放历史进程中,私营经济已经初步完成了协助公有经济实现跨越式发展的重大阶段性历史重任。下一步,私营经济不宜继续盲目扩大,一种全新形态、更加集中、更加团结、更加规模化的公私混合制经济,将可能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的新发展中,呈现越来越大的比重。”

马建堂提到,吴小平的这篇文章观点引发了很多讨论,和当下大家特别是民营企业有一些担心有关系。

“对一些经济政策的不甘心,或者说的更重一点不满有关系,信心不够,担心可能是对公平竞争和公正执法法制的不健全有担心,对于产权真正保护有担心,也体现在对减负负担没有明显减下来、融资贷款仍然很难有关系,但是更深层次的原因还是怎么看待民营经济。”马建堂称。

**“国进民退”是否回潮?**

在眼下中国经济下行压力增大,民企生存艰难,以及中国政府强调“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的国企改革基调下,均令中国民企对生存空间产生深深忧虑,再度引发业界对“国进民退”的质疑声。

就在9月初,中国国家发改委召开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促进民间投资有关情况。发改委固定资产投资司司长欧鸿表示,近年来民间投资增速持续保持回升态势,促进民间投资工作取得积极进展和成效;未来将进一步调动民间投资积极性,提高民间投资的质量和效益,促进民营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发改委称,从投资总量占比看,2012年以来,民间投资占全国固定资产投资比重已连续五年超过60%。在制造业领域,目前民间投资的比重已经超过八成,民间投资已经成为投资的主力军。

相同的数据在中央政策研究室原副主任郑新立看来,民间投资增长低迷,最低的时候增长了百分之二点几,连续几年,现在是5%、6%,低于国有单位投资增长,低于全社会投资的增长。民间投资占全社会投资的比重已经由65%最高的水平,现在下降到了60%,还得继续往下降。

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所长李扬也表示,中国经济大格局发生了变化--国进民退现象比较突出。他引述自己所做的调查称,在广东、深圳、浙江等民企民营资本最发达的地方,国资都在高歌行进。

李扬分析出现上述现象的原因有四个:第一,形势稳中有变,“这个变还是不小,首先受冲击的是民企,过不下去了”; 第二,“三去一降一补”使得产业链条的优势地位发生变化,因为处于产业链上游,国企赚得不得了,而处于产业链中下游的民营企业发展不足。

第三,由于影子银行受到了抑制,过去大多靠影子银行融资的民营企业,随着资管新规的出台,“财路”没有了。第四,虽然主流政策上强调不能歧视小企业、民企,但事实上歧视仍然存在,很多企业过不下去了。

“这一次的国进民退,是民企在面对经济下行的剧烈压力下采取的自救措施,”李扬称,不这样做恐怕就得不到资金,成本降不下去,而这样做了的话,企业就活了,利润就有了,就业就保持了,“似乎是一个皆大欢喜的结果”。

“但弊端也是显然的,”李扬强调,“国企的效率普遍比民企低一些。民企并入国企后,国企就会开始往民企派领导、派书记等等,很可能就窒息了它原来的生命力...在这次浪潮里,如果不认真落实国企改革的基本战略,过两年再看,后果会是令人堪忧的。”

一家中外合资大型券商的高层就提到,其所在的公司已经派驻了党组书纪,对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视远远超过了对提升业务能力的要求。“作为企业重要的是实现股东利益最大化,虽然不是国企,但现在已经变的越来越像国企了,”该位人士私下无奈地称。

**民企的诉求:呼唤公平普惠营商环境**

相较专家们寄望树立企业家信心,将民营经济的发展提升到新一轮改革开放的高度,如何应对眼下的困境,却是企业最现实的诉求--呼唤公平普惠的营商环境和从法律层面能真正保护产权。

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中央财经领导委员会办公室原副主任杨伟民就提到,现在看到的效率不高,甚至近一个时期的经济下滑,根本原因就是因为大量的资源配置还是在由政府决定。

“所以我们必须正确处理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和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的关系,少一些集中力量办大事,大幅度减少政府对资源的直接干预、直接配置。”杨伟民称。

在杨伟民看来,现代经济当中相对于所有权,其实产权更重要,所有权也不是决定社会性质的唯一因素或决定性因素。产权制度是对所有制的深化,无论所有权是谁,都要明晰占有、使用、转让、租赁、收益等产权,国家既要保障所有权,也应该同等程度的保护所有权派生的使用权、经营权、承包权、知识产权等等。

易方达基金公司总裁刘晓艳就表达了来自市场的呼声:现在奇怪的现象是,一方面政府执行力非常,各种重磅的改革政策层出不穷,但是另外一个方面,市场对深化改革的呼声又比以往更强烈,这些现象是很奇怪的。

“我们所有改革规范的目的和目标是什么,为了完成上面的任务,说要怎么改就怎么改,还是未来进一步推动行业的健康发展。所有的各个部委、各个条线的改革措施,是不是应该更加统筹一些。”刘晓艳称,对于建立法制的市场环境,要有科学立法的前提,并实现科学立法和部门执法之间的协调性。

四通控股董事长段永基提到,改革要深化还得进一步解放思想。目前的经济形势从接触的民营企业,感觉到的是形势日趋严重、信心大减,四个字“哀鸿遍野”,所以到底深化改革怎么搞?确实现在信心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我们老讲国有企业是党的执政经济基础,如果国有企业是八路军,至少民营企业是新四军,可是老把我们当忠义救国军,就给番号,既不给粮草,也不给弹药。都是思想不解放,产权制度改革思想不解放,阻碍了深化改革。”段永基称。(完)

审校 乔艳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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