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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度分析

内需不足和成本上升加剧经济下行压力 中国亟需推进机制和体制改革--专家

路透北京8月19日 - 7月疲弱的经济数据显示疫情反复和内需不足,如何看待眼下的中国经济?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刘尚希认为,内需疲软叠加价格因素,高成本吞噬着实体经济的利润,加之下半年外需可能疲弱并成为经济的下拉因素,严竣形势下中国经济下行压力正在加大。

2021年7月13日,上海,黄昏时分的陆家嘴金融区。REUTERS/Aly Song

他指出,由于体制机制存在梗阻、循环不畅,导致成本全面高企,宏观经济的突出特征表现为发展成本、生活成本、宏观成本和微观成本全面上升;企业成本压缩利润空间,生活成本压缩需求空间,政府成本压缩财政空间,加大经济社会的脆弱性,也促使中国亟需推进机制和体制改革。

“成本的全面上升与经济循环不畅、风险扩散直接相关;社会供需循环不畅,上下游之间、区域城乡之间、经济社会之间、经济与科技之间、金融与实体经济之间都存在循环不畅,怎么样打通循环的痛点、堵点,这是当前面对的问题。”刘尚希称。

他表示,金融本身有一种顺周期特征,越是经济下行的时候,金融越脱实向虚,这样实体经济的发展越是乏力。怎么让金融和实体经济实现良性循环,除了靠现有的政策以外,更多要靠改革。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最新发布的财政蓝皮书预测,在疫情得到有效控制前提下,今年中国GDP增速可能在6.5-8%;房地产投资增幅放缓,固定资产投资平稳,制造业投资显著上升,消费增速回升,出口持续景气,预计CPI增速将低于2020年水平,PPI在经济恢复的带动下回归上行。

**经济下行压力不容小视**

一直专注并强调公共风险研究的刘尚希认为,在疫情冲击及大国博弈,外部大环境存在诸多不确定性的前提下,中国经济在全球范围看仍属优等生,但现实的问题亦不容忽视。诸如供给与需求之间的良性循环有待形成,经济运行中的痛点与堵点仍存等等。

首先内需疲软,原材料价格上涨,供给与需求之间的良性循环有待形成。从公布的数据指标看,服务业、消费、投资恢复的速度比较慢,生产资料价格大幅度上行,外需上半年较强拉动了中国的出口,而全球疫情的反复、病毒的变异加剧了全球的不确定性,下半年外需可能走弱。

从供需看,就业对供给、收入对需求影响都是至关重要的。现在的状况是内需疲软,导致经济增长动力不足,影响就业,而就业又影响收入的预期;这种情况下,供给与需求之间,实际上有可能形成一种负反馈,这种情形可能会进一步加剧。

此外,上下游企业分化明显,微观宏观循环不畅。宏观层面看比较乐观,但是从中长期看,虽然上游行业改善拉动经济上行,但是现在内循环动力尚显不足,微观层面企业预期待改善,经营投资创新行为有待加强。加之金融和实体之间的循环实际也是不畅的,金融内在的顺周期的特征,可能会使供给与需求之间的循环出现新的变化。

第三是经济社会的长期预期不太稳定,社会活力和经济动能不足。农民向城市转移的意愿不强,人口的城市化动力减弱。小微企业创业难,数字经济放缓,行业监管带来不确定性因素,企业创新动力有待增强等等。

“在数字化监管方面,可能偏于保守。监管是奔着风险去的,但是监管在防控重大风险同时怎么促进发展和创新,这是要更多考虑的。”刘尚希称。

第四是就业、收入因素制约居民消费预期改善。就业的结构性矛盾突出,重点群体的就业仍不乐观,消费恢复落后于居民收入增长。根据数据分析,人均消费支出的增长跟收入的增长至少相差两个百分点,说明现在的储蓄倾向在上升。而储蓄倾向的上升也是应对风险的本能反应。

第五就是当前体制机制的梗阻,循环不畅,导致成本全面高企。当前宏观经济的特征就是发展成本、生活成本、宏观成本和微观成本全面上升,现在成本上升是全方位的,不是某一个方面的。

“循环不畅主要与体制机制的梗阻相关联,所以在这个意义上,体制机制的改革就变得更加重要,”刘尚希称,因为这种循环不畅,成本上升导致资源错配、期间错配风险和收益错配,各种各样的错配叠加在一起,制度性成本上升。这与体制机制创新没有跟上、改革力度不足,是有直接关系的。

**出路只有加快体制与机制改革**

面对当前宏观经济形势及政策的内在逻辑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复杂的经济形势恐怕也难以从传统的经济学理论教科书上寻找答案,因此宏观经济政策需要新思维、新考虑。

刘尚希认为,因为整个全球变得高度不确定,全球的公共风险都在上升,这种情况下,风险分配发生了变化,在供给方、需求方、不同的资产持有者之间的分配不一样。

这个时候定价机制发生变化,金融的定价很典型的是风险定价,除了金融的定价是风险定价以外,实体经济的定价也逐渐地转向更多受风险影响,呈现风险定价的特点,这在以前是不存在的一种现象,但是现在越来越明显了。

他表示,现在的宏观政策不仅仅是考虑短期的经济运行的平稳,避免经济大起大落的波动,同时更多还应当考虑怎么样从长期的角度提升国家的竞争力。在当前公共风险水平急剧上升、宏观不确定性增加的情况下,宏观政策的逻辑应该转向公共风险权衡的逻辑。

“现在是高风险的世界,面对高风险世界的到来,我们对风险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什么样的认识,让风险清零是不可能的,我们唯一的选择就是权衡风险、转化风险、对冲风险、降低风险。”刘尚希称,因为在高风险的世界里面,不经意的一些举动,有可能引发新的风险。

此外,政策应着眼于中长期的目标,更为关注战略风险和长期风险,宏观经济政策理念应从短期经济运行的宏观调控转向基于发展后劲增强的宏观治理。在经济复苏中,注意风险防范的力度和监管的双刃剑的作用,要深度评估。

他认为,结构性改革在当前来看是降低风险水平、降低各方面的成本最有利的政策措施。所以当前要着力解决经济社会的结构性失衡与资源错配,政策怎么样发力,要针对当前结构性失衡和资源错配现象去考虑,而不仅仅是短期目标和短期平稳。

第三点就是要完善预期管理,注意把握政策实施的力度和节奏,宏观经济治理需兼顾长期预期和短期预期的引导,对不同群体,不同主体实施有针对性的预期管理措施,这个预期管理,特别需要坚持系统论原则。

“如果说一个部门引导预期,另外一个部门出台的措施与此不匹配,引导预期政策就会大打折扣,甚至对冲,所以监管协调需要系统的措施。预期管理不仅仅是经济管理部门要有引导预期的理念,非经济部门实际上也要有引导社会预期的理念,所以预期管理,是经济部门和非经济部门都需要去做的,要形成合力。”刘尚希称。

第四则是怎么样全面深化改革,推动体制机制的创新,降低和对冲发展成本上升。改革进入深水区以后,出现一种“100-1=0”的现象,即一项改革措施不到位,导致所有的改革措施不到位,“看起来出台很多改革措施,但是难以落地,恰恰就是一两项措施把所有的措施都拖住了,这种现象应该高度关注。”

第五就是要深化金融体制的改革,用市场化等方式降低融资成本,要尊重金融机构的创新主体地位,充分发挥金融科技的作用,要用数字金融来化解融资难、融资贵的这些历史性的难题,充分运用市场化方式完善金融服务民营企业的激励机制。(完)

发稿 沈燕;审校 张喜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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