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ctober 25, 2019 / 2:09 AM / 24 days ago

焦点:“薄利多销”恐成历史 应对高成本时代中国唯有加快创新

作者 沈燕

资料图片:2017年3月,上海,浦东陆家嘴金融区远景。REUTERS/Aly Song

路透北京10月24日 - 在年初的一次台湾游中,面对七天每人4,000多元人民币团费的全岛游和20多人的规模,地陪的台湾导游私下感慨地说,陆客总是要求服务要好,团费还要低,这怎么可能呢?一分钱一分货,要享受品质好的服务低价怎么可能做到呢?

这或许只是道出旅游业中率先感受到“价廉物美”的时代已经过去。而财科院最近的降成本报告明确提到,中国制造业的高成本时代也已经到来,所谓的通过“薄利多销”这样一种模式实现快速的发展,到了现阶段以后成本越来越高,要实现高附加值唯一的办法就是创新。

“过去我们企业更多的是依赖一种规模的扩张,但是附加值是比较低的,所谓的“薄利多销”这么一种模式实现快速的发展,到了这个阶段以后成本越来越高,再靠“薄利多销”就不行了,通过创新实现更高的附加值覆盖成本,对冲成本。高附加值匹配高成本还能挣钱,还有利润。高成本低附加值那就不可持续。所以,要实现高附加值唯一的办法就是创新。”财科院院长刘尚希在会上称。

他指出,中国发展到这个阶段以后应当是一个高成本发展的阶段,像养老成本、环境成本以及其他的资源成本等等,各个方面的成本实际上都是在整体上升的。进入高质量发展的阶段也是在一定意义上进入了一个高成本发展的阶段,而高成本发展阶段的到来这是一个趋势,政府通过一些政策去对冲了一些成本的上升,最典型的或者最主要的措施就是减税降费。但是这个高本成并不能完全对冲。

“现在减负的政策空间越来越小。比如减税降费,明年怎么办?今年减了两万亿,明年能减三万亿吗?后年怎么办?以至于有的企业减税降费永远在路上,如果减税降费永远在路上按照这么一个逻辑讲的话,是不是直到减没了为止?”刘尚希称。

那财政就会出严重的问题,现在税收已经是负增长,很多地方维持基本运转,正常发放工资和基本公共服务都已经面临着很大的压力了,假如明年我们再进一步加大减税降费的力度行不行得通?很显然,这是不现实的。所以,要靠一味的减负去对冲这个成本的上升,恐怕这是不可持续的。所以,降成本政策搞了三年,这三年主要是靠减负对冲成本,现在应当要转向创新,只有创新才能对冲我们高成本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近日发布降成本报告称,中国经济进入高成本发展阶段,进一步降成本面临着内外部风险因素叠加、“减负”政策空间大幅收窄、要素成本保持上升态势等诸多挑战。由于政策式降成本缺乏稳定性、协调性,且减负方式和效果有限,容易让企业形成政策依赖,减弱企业降成本内生动力。

中国前三季度的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50,678亿元,同比增长3.3%;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178,612亿元,同比增长9.4%。

**继续减负政策空间有限**

中国今年减税降费规模预计会超出2万亿元的年初目标,尽管减税降费规模史无前例,财科院的报告也指出三年来降成本的政策配合了宏观调控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支撑了中国宏观经济平稳运行,营商环境有所改善,制度性交易成本带来的压力有所缓解。但面对中国经济正从高速度向高质量转型阶段,持续一年多的中美贸易摩擦悬而未决,内外部因素交织中国经济下行压力有增无减。

中国国家统计局最新公布,今年三季度国内生产总值(GDP)同比增长6%,不及路透调查预估中值6.1%,这是自1992年有纪录以来的季度GDP最低值;前三季度GDP同比增长6.2%,前三季度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5.4%,与路透调查预估中值一致,其中民间投资同比增长4.7%。

财科院院长刘尚希对2016以来降成本政策的初步评估时指出,2016年以来,政府在六大领域出台的降成本政策措施中,排在首位的就是降低税费负担,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放管服的改革,审批制度的改革,多证合一等等。

再就是再融资成本方面,政府也采取了很多措施,通过了一些行政性的办法。比如对民营企业贷款必须达到多少比例,等等都是采取的一些措施。

“这些政策措施在全国各地也是根据本地的实际情况出台了相应的一些政策。应该说这些政策都是在不断的得到落实了,但是降成本的整体空间也是在不断的缩小。”刘尚希坦言。

他分析称,降成本虽然缓解了企业转型升级中的困难,但是只能是缓解,因为市场机制还得发挥作用,优胜劣汰不能因为降成本而给它逆转,不可能让所有的企业都有获得感,让所有企业因为降成本的政策活下来,也不可能让每一个企业都因为降成本的政策都能生存,都能发展。

他坦言,降成本的政策是有一个度的,这个度的拿捏也是非常难,但又非常重要。但是总是有一些舆论认为现在企业的获得感还不强,随便找几家企业获得感问他强不强,有的说还可以,有的说不强,但是回答这些问题的企业你不知道这个企业有的是不是在市场里有竞争力的,有潜力的,能够发展的,还是他可能就是应当被淘汰的。

“如果应当被淘汰的企业他回答我的获得感不强,让政府给予更大的政策来支持他,那可能就违背了市场的规则。所以,我们对企业'有没有获得感'这个概念要做具体分析,不能降成本让所有企业都有获得感。”刘尚希称。

中国国务院日前颁布《优化营商环境条例》,将于2020年1月1日起施行。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宁吉喆周三表示,下一步将持续深化“放管服”的改革,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具体来讲则要进一步放宽市场准入,全面实施《市场准入负面清单》,推动“非禁即入”普遍落实。

**应对高成本时代唯有加快创新**

从财科院降成本调查选取的样本看,主要是针对制造业降成本。从此次调研结果看,多数企业税负明显下降,对减税政策获得感比较高;企业的诉讼费用增大,占营业收入的比重总体呈上升趋势,这也意味着经济的生态环境某种意义上比以前差一些,企业之间的纠纷增加了。从另一个侧面也反映出社会的诚信不足,应收应付款的增加,相互之间的拖欠可能引发了诉讼增加。

“这种诉讼的增加对企业来说是一个成本,对小企业来说一场官司打下来这个企业可能就差不多打完了。所以,诉讼成本上升意味着整个经济中的交易成本是在上升的,这种成本要通过政府降成本也很难。”刘尚希称。

调查结果还显示,营商环境的优化还是有成效的,融资环境有一定改善,但超过贷款基准利率的情况比较普遍。2018年营商环境改善最大的是办事程序和时间减少了,现在最期待的就是政策相应的规章制度怎么样进一步公开透明,对企业来说,对企业直接密切相关的政策有的不是太清楚。

同时企业人工成本和原材料上升明显。用工荒的问题,老龄化,适龄劳动力减少有密切关系。现在每年净减少200万适龄劳动力,用工荒也在扩大。

深圳一家从事外贸箱包生产的何女士这几年经常往返缅甸的工厂查货,因为原本在深圳周边的工厂因环境、人工成本上升等因素整体搬迁至缅甸,“那里的人工确实是很便宜,一个月只需要支付2,000-3,000元左右的工资,这在深圳根本是不可能的。”

这在研究宏观经济的专家看来,低端产业链的外迁就是一种产业结构调整的必然选择,“你不能又要发展高端的,同时又不放弃高污染高耗能的低端产业。”该位专家称。

财科院的报告也显示,随着中国经济规模的增大,2016、2017、2018年企业综合成本费用绝对量呈上升的趋势。也意味着中国制造正在逐步告别“薄利多销”、“价廉物美”的标签。

财科院的报告就指出,虽然过去三年降成本取得了一些成效,企业的减负比较明显,但是要素成本仍然保持上升的态势,减负是减了政府能够减的,比如税费,融资,再就是政府提供的能源、土地,这些方面政府能想出办法,但像人工、物流、原材料这些政府是没办法直接把它降低的。这些更多是由市场做决定。所以,上升态势比较明显。因此要素成本上升需要通过要素的市场化改革来解决。

”没有办法通过政府降成本的措施来完全对冲因为阶段性变化所带来的整个成本的上升。要通过其他的一些手段,这就是要改革、要创新、要提高附加值,才能真正的对冲这个成本。”刘尚希称。

他认为,要加大政策力度的同时,要同时避免政策依赖症的产生。降成本毫无疑问这个任务并没有完成,降成本需要采取新的方式方法,需要新的思路。随着中国进入高成本的阶段,现在需要全面推进创新,从根本上化解新的发展阶段所带来的高成本的压力。

世界银行周四发布《全球营商环境报告2020》称,中国营商环境全球排名继去年从此前78位跃至46位,今年再度升至第31位,跻身全球前40,连续两年入列全球优化营商环境改善幅度最大的十大经济体。(完)

审校 杨淑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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