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ril 8, 2020 / 3:49 AM / 2 months ago

分析:中国会否重拾2008年应对金融危机的政策老路? 请小心后遗症

作者 沈燕

资料图片:2019年12月13日,中国北京,中央商务区一瞥。REUTERS/Jason Lee

路透北京4月7日 - “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也是一个最坏的时代。”狄更斯双城记中的名言或许也同样适用于眼下的中国经济。

因为相较许多国家正深陷全球蔓延的疫情深坑中挣扎,中国已率先从坑中拔出“一只脚”并开始复工复产,但疫情仍存反弹风险以及外防输入和对人员流动的限制,又严重影响着生产生活的正常恢复。在应对疫情的政策选择上量化宽松以刺激经济也成为诸多国家的首选时,中国亦不例外。

只是在貌似重拾2008年应对金融危机时的政策老路时,中国也须吸取教训避免扩张政策的后遗症,诸如新一轮的产能过剩、全社会负债率上升以及经济结构失衡加剧等等。同时要保持宏观政策的相对稳定,并加快补短板和推进经济社会领域的改革,而在推出一系列的刺激消费政策时别忘了尊重行业发展规律。

“现在对下一步比较明确的就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最近表示,2020年全球经济可能会出现负增长,衰退程度可能超过2008年的金融危机。这个说法相对比较明确,但是也用了一个词叫‘可能’,所以很不确定。”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刘国强上周五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称。

他表示,冲击大的同时当前各个国家都出台了很大的对冲政策,另外在国际上各个国家也加大了疫情防控的力度,国际合作力度也在加大,所以对下一步还要密切跟踪、高度关注。

而历史总是惊人地相似。2008年应对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时,中国也跟随全球诸多国家的步伐采取了扩张的政策,包括4万亿元人民币的政府投资,十大振兴产业规划以及刺激汽车、家电等消费的举措。

扩张的政策为中国赢得经济的持续增长时也带来了产能过剩以及高负债等后遗症,受补贴的行业更是因政策的扰动在取消补贴后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持续低迷,打乱了自身的发展规律,中国经济结构的失衡持续加剧。

“现在的政策应对与2008年应对金融危机时的扩张政策有相似之处,但此次应对的是疫情带来的危机,与金融危机的起因有所不同,比如现在要复工复产,但无症状感染者同样能感染人,中国之所以能在这场疫情战中走在前面主要的方法就是隔离。现在要复工复产,又要防止疫情,其实也是很矛盾的。”中国宏观经济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王建对路透称。

更侧重对大势分析的王建认为,再用当年类似4万亿的刺激方法肯定不行,因为生产消费都是需要人员的流动,尤其是中国现在服务业对经济的贡献率已经超过一半,但旅游餐饮等都受到重创,在这种情况下,决策者也是相当为难。用的是老招但面临的却是新问题,而政府的手里也没有更多的工具可用,这也是很无奈的情况。

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数据,2019年全年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比上年增长6.9%,第三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为53.9%,比上年提高0.6个百分点。

眼下为应对疫情和世界经济变化的影响,中国稳经济的一揽子举措正鱼贯而出,包括拟提高赤字率,发行特别国债,再提前下达一批地方政府专项债额度并力争二季度发行完毕。上周五中国央行又宣布对中小银行定向降准,并逾11年来首次下调超储利率。

根据路透对官方数据的统计,随着美国疫情的进一步加剧以及西班牙和意大利死亡病例的攀升,全球新冠病毒确诊病例突破100万例,死亡病例超5.2万例。

3月下旬召开的20国集团(G20)视频会议提出,将“不惜一切代价”战胜新冠病毒危机,通过各国措施向全球经济注入5万亿美元,以减轻其影响。

**勿因疫情乱方寸,中国保持宏观政策稳定性至关重要**

虽然突如其来的疫情让全世界乱了方寸。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总裁近日表示,新冠病毒疫情大流行已导致全球经济活动停滞,并使全球陷入衰退,此次衰退将比10年前的全球金融危机“严重得多”。

但对率先从疫情中抽出一只脚的中国而言,更加积极有为的积极财政政策举措不断,稳健的货币政策也积极加力。旨在帮助实体经济渡过难关,尽快恢复正常的经济社会秩序。只是面对疫情的冲击,传统的扩张政策手段效果会如何?

“现在有一种观点呼吁将稳健货币政策改为‘宽松货币政策’。这绝对是一个馊主意。我国面临的主要经济问题是杠杠率太高,故必须打好‘防风险’这场攻坚战,试问杠杆率高、积累的金融风险大是什么原因?无疑是1998开始的“积极财政政策”和实际上的宽松货币政策,再加上2003年提出的“房地产支柱产业”政策和2008年下半年实施的“四万亿”刺激政策造成的。”曾担任过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的贺铿尖锐地指出。

在他看来,无论是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还是2008年的“次贷危机”实际上对中国影响有限,是人家生病“我们”来吃药。因为在一些人的心目中,永远都是为了GDP,为了一时政绩,为了部门的利益。形成的“高杠杆”危险和“过去政策”负面影响的消化问题,这些人从来不吸取教训,也不长记性。

“政策的不稳定是最大的风险,虽然财政、货币政策都在调整中,如果调整过当,可能会引爆金融危机,对经济生活的影响将是灾难性的。”他称,中国目前政策的着重点是稳定增长,加强投资、特别是“新投资”,虽然有必要,但政策的着力点更应该在居民消费方面下力气,努力提高最终消费率;适当紧缩投资,降低资本形成率,改善分配结构提高内需为目的。

“很遗憾的是现在看到的情况依然是政策依然侧重依赖投资,无论是老三样的铁、公、基,还是现在热炒的新基建,本质仍然是重投资轻消费的政策思路。”另一位不具名的专家亦称,中国经济长期累积的矛盾和问题并没有解决,4万亿元投资的后遗症中国用了很长时间都没有完全消化,如果再来一轮使用不当的刺激政策,会后患无穷。

中国财政科学院院长刘尚希也表示,疫情冲击之下,如何避免企业大量倒闭、就业大量流失是头等大事。需要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共同发力保障企业的资金链,尤其是受较大影响的旅游、餐饮等服务业。新增债券一定要在“人”上做文章,而不要再在“项目”上做文章,不能再走“铁公基”的传统基建老路。

**重拾扩张政策时谨防后遗症**

事实上,三期叠加的因素导致中国经济处于下行通道中是不争的事实,而突发的疫情显然加剧了下行压力,运用扩张的政策舒缓经济下行压力亦无可厚非。只是中国在重拾应对危机的政策时,如何赋予新内容减少可能带来的后遗症,同时加快补短板和深化经济社会领域的改革更是治本之道。

在王建看来,目前的政策也都是试探,因为现在没有对付疫情的药,只能刺激经济,但人怎么能去安全生产、安全地消费却是个问题。王建称,”不是死于疫病,就是死于经济瘫痪,只能二选一,现在就是要在保增长和保健康之间找到平衡点,怎么把握很重要。”

一直强调关注公共风险的刘尚希认为,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减税降费、减收增支等多种因素,使得今年无论是中央还是地方财政都面临巨大压力,通过提高财政风险来对冲眼下的经济社会公共风险是必要的,但要适度。

“现在财政风险毫无疑问是越来越大了,但其实最大的风险就是忘乎所以,认为财政承受风险的保护能力是无限的,把财政承受风险的能力无限扩大,这可能是当前最大的风险。“刘尚希称。

有金融机构发表分析报告就指出,与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仅影响需求不同,本次疫情全球爆发和股市、油价的全球暴跌从供需两端影响全球生产和贸易活动,产业链、供应链和价值链面临着重构、收缩甚至断裂的风险,由此带来的影响将不仅仅是金融危机,而且将可能演变成为影响深远的经济危机、社会危机和全球治理危机。

“与2008年相比,目前全球应对危机的手段和工具捉襟见肘,许多经济体高债务、高杠杆和高赤字,政策利率接近零或者为负,政策工具减少、空间收窄,这与2008年相比相去甚远。“报告称。

报告指出,与2003年“非典”对经济是一次性短期冲击相比,本轮疫情全球蔓延和金融市场、大宗商品市场剧烈波动很可能引发全球经济危机,美、欧等许多经济体经济再次陷入衰退的概率相当大。由此二季度中国经济面临的外部环境不乐观。但与此同时,中国加大了复工复产政策实施力度,各种稳增长政策也在持续加码,预计二季度经济恢复正增长的概率较大(3%左右) 。

但王建没有那么乐观,他认为,虽然中国目前情况转好,但作为制造业大国,海外市场以及与此相关原料供应等均因疫情演变面临很大不确定性,必然会波及中国。在目前的大环境下,只要能保障基本民生和民众的健康,经济下滑的没有那么快,中国就算渡过了这次难关。

“中国现在出了很多政策都是当做国外还有市场,海外市场还是正常运转的情况下来帮助企业渡过难关,但现实是许多国家的需求和供给都已停摆,停多久不知道,很多企业的海外订单都没有了....这种情况下很多问题是无解的,政策也是无效的。”王建坦言,现在还远远不到对政策做评估的时候,而政策是根据实际情况变化调整的。(完)

审校 林高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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