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ovember 14, 2018 / 2:08 AM / a month ago

(重发)综述:中国减税降费仍有空间 国企先开刀用国有资本补充社保

(重发以补齐标题漏字)

2018年9月7日,中国北京,中央商务区天际线。REUTERS/Jason Lee

路透北京11月14日 - 应对中国经济下行压力,解困民企小微困境的药方就是减税降费,从国企改革先开刀,将部分国有资产划归社保不失为一个突破口。

周二参加财经年会的学者们认为,中国大幅减税降费仍有空间,可以考虑将部分国有资产划归社保;降杠杆不能只在债转股上做文章,补充资本金亦是一种手段,这可以通过国资合理资本布局予以实现。

与会嘉宾对中国资本市场的发展寄予厚望,指出中国在高质量发展的新时代,需要第二次金融突破,而这个突破急需直接融资发力;要迅速改变以审批为主的监管框架,尽快全面的实行注册制,加快不良上市公司的退出机制建设。

“我认为在当前经济处在比较微妙和困惑的情况下,大幅度的减费减税势在必行。”全国工商联原主席黄孟复在财经年会上表示,完全有必要降低现在员工的养老保险费,而把一部分国有资产划归社保,来承担养老的费用,这从现实和道义来看,都是应该做的。

他称,过去减税后企业感觉不明显,而财政收入仍然保持高增长,这说明减税是有潜力的,“政府要减税减费减到痛才行”,通过如此,将来企业发展起来了,上交更多税费,政府后面的日子才好过。

此前公布的财政收支数据显示,受税收收入下滑拖累,中国10月财政收入同比呈现负增长,为年内首见,表明减税效应正加速显现。与此同时,当月财政支出增速亦有所放缓,但仍是年内较高水平,累计前十个月已经完成年初预算支出的83.6%。

黄孟复认为,中国经济发展是有底气的。中国有巨大的国内市场,中产阶层迅速壮大;而资源配置尚未真正实现三中全会所讲的由市场进行决定性配置的目标,还没能充分地体现它的价值。“如果我们把改革开放的红利充分释放出来,中国经济的发展就会更好。”

对于企业未能深刻感受到减税,联办财经研究院的院长、国税总局前副局长许善达解释称,近几年减税力度最大的是营业税改增值税,这个措施是基本到位的;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导致相关行业增税,这是正常的。

他并强调,把增值税的留底税款改成退税,这项税制改革已在推进中,预计五到十年能加以解决。2018年已经拿了出1,000多亿元人民币的财政资源,给很多企业把积存的留底改为退税,得到这笔资产的企业就可以降低融资的量,进而降低融资成本和资产负债率。

“这项改革继续深入推进的话,可以在降低杠杆率、去杠杆问题上发挥很重要作用的,这是一项由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和金融政策相配合达到一个去杠杆的效果。”许善达表示。

他指出,不能把降杠杆寄托于债转股,压力都压到银行,补充资本金也是一个方向,除了上述税制改革内容外,还可以通过资本布局来实现。例如,让部分国有资本退出不太重要的领域,并补充到国资一定要做且资本金不足的行业,对国有资本布局进行调整。同样,民企对资本进行布局,将股权质押获得的资金仅投入到与主业发展相关的领域,亦有利于降低杠杆率。

“在今后的改革中,国有企业和财政体制改革最为重要。”中银国际研究公司董事长曹远征在同一场合表示,国企改革的方向已发生变化,不再是如何赚钱如何更有效率,而是国有资产如何进入社保。国资进社保,提高居民收入,也是社会体制的改革。

关于财税体制,他认为,如十八届三中全会所说,政府功能应转向服务型政府,要按这一方向重新确立财政体制。减税是改革应有之意,但不能用减税代替财税体制改革,“最核心的是建立一个现代国家的财税制度,而不是仅仅税收的多点少点的问题。”

中金公司此前在报告中指出,中国经济长期发展道路上的“灰犀牛”是奇高不下的储蓄率,叠加将储蓄转化为投资的投融资体制的“肠梗阻”,最终必然导致投资收益率的不断下降。

因此,中国防范这只“灰犀牛”的政策努力应该聚焦在两个层面:一是如何减少部分低效的、或被迫的储蓄,从而结构性地提高消费在总需求中的比例,其中最核心的部分是划转国资充实社保从而大幅降低五险一金的缴费费率;二是如何改善储蓄转化为有效投资的体制机制,其中A股市场的制度缺陷已经成为多项改革的瓶颈,急需突破。

**第二次金融突破**

近期中国股市连创新低,市场人气低迷。与会者认为,经济要实现高质量的发展,第二次金融突破必不可少,从降杠杆这一任务来看,发展直接融资亦是必经之路。

“中国在高质量发展的新时代,需要第二次金融突破。”中国科学院大学教授张红力表示,深化改革的重点是从突破总量瓶颈转变到突破结构障碍,配置的范围从资本要素拓展为全要素,从而为高质量的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他指出,新一轮的金融突破越是宏大繁杂越需要明辨主次,扩大直接融资的比例是深化金融体制改革的重中之重,“尤其是在当前,中国经济内外部承受压力的大背景下,加速拓宽直接融资渠道,有助于平衡稳增长、促改革、防风险,支持当前中国化危为机。”

从国际比较上来看,美国直接融资比重最高,近20多年来,基本稳定在60%到70%,德国和日本两大银行主导型发达经济体的比重,2015年达到了48%和54%,但中国的直接融资比例不到16%。因此,他认为通过发展直接融资进而改善企业效率的空间较为充裕。

李扬尖锐地指出,迄今为止中国的资本市场发展并不如人意,尽管股市规模居世界第二,但至今似乎仍徘徊于国民经济的边缘:似乎并非“国民经济的晴雨表”,有时会成为经济波动的导因,重筹资轻投资,似乎并未改善中国融资结构,并未发挥降低企业杠杆率作用。

“现在资本市场变成了扶贫手段了。资本市场不是万能的,它只能做一件事情,就是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他称,这衍生的结果就是监管部门过于关注股价、融资额、交易量、总市值,这与经济上的“GDP至上”异曲同工。

他称,中国股市从来不缺钱,缺的只是正常、有效的交易机制,缺的是公平、公正、公开的市场环境。他强调,发展资本市场的目标是提高资源配置效率,除此,不应有其他目标,要迅速改变以审批为主的监管架构,尽快全面实行注册制;加快不良上市公司退出机制建设等。

不过李扬认为,间接融资为主,恐怕是长期改变不了的国情,因此筹集长期资金、特别是权益资金,降低杠杆率,不能拘泥于资本市场,还须在间接融资体系内寻找出路,如针对住房市场、城市基础设施和城镇化的长期需求,设立若干长期信用机构,

张红力则指出,不同样的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的结构,是根据不同的经济体和经济发展的实况而决定的。中国确实低,但中国的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的比例,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要多少百分比符合中国的经济发展状况,这是要解决的问题。

“什么样的资本市场发展适合中国经济的发展,直接融资是要进行突破的,这个比例是多少,做到什么程度,怎么样做?这里面需要研究和讨论的事情很多,”他说道。(完)

发稿 宿泱韫; 审校 吴云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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