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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实专栏》中国“双循环”的六大支柱

(作者为工银国际首席经济学家程实和资深经济学家钱智俊,本文仅代表其个人观点。)

资料图片:2015年6月,北京,中央商务区。REUTERS/Jason Lee

“天下之势不盛则衰,天下之治不进则退。” 面对全球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双循环”料将成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核心框架,在发展方向上指向“国强”与“民富”,在运行形态上指向“行稳”与“致远”。沿循这一战略定位,构建“双循环”的关键在于用好改革开放与制度优势的两大重器,同步打造各司其职、相辅相成的六大支柱。

这六大支柱包括需求升级、供给升级、金融供给侧改革、宏观调控现代化、数字经济发展与国际定位升级,将在“双循环”中依次承担发动机、启动器、加速器、导航器、新赛道与连通器的核心功能。

展望未来,随着六大支柱的确立和巩固,中国经济“双循环”有望畅通运转,平稳发挥化危为机、化变局为新局的战略职能。

**第一,发动机:需求升级**

在全球大变局之下,内需将取代外需,成为支持中国经济平稳可持续增长的动力源。根据我们测算,在保守情景下,2019-2035年,中国经济的内需潜力有望实现倍增。顺应这一趋势,如何激活和利用好内需潜力,将成为“双循环”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在这一领域,未来“双循环”料将沿着三条主线发力。

其一,稳步推动“两新一重”基建投资,在撬动投资引擎短期反弹的同时,也将通过基础设施的优化,大规模培育消费新场景和新渠道,进而带动消费引擎的长期回暖。

其二,通过优化供求结构和制度变革,激活国内超大规模市场的消费升级,尤其是加速消费升级重心向低线城市和农村地区下沉,更加普惠地、更多层次地释放居民消费潜力。

其三,加速新型消费需求的成长,将年轻世代的个性化需求转化为丰富的细分市场,将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转化为在线文娱、云服务、新零售等新型消费的扩张空间,不断形成更具活力的消费新增长点。

**第二,启动器:供给升级**

以消费为主的内需升级并非无本之木,而是需要供给升级予以先导性的支持:一是依靠新供给创造新需求,缓解消费意愿的不足;二是新供给创造新就业,补上消费能力的短板。供给升级将启动新一轮消费升级,并立足于升级后的内需市场完成下一轮供给升级,由此开启国民经济的良性循环。

基于中国的现实国情,以供给侧改革为主线,未来的供给升级料将包括依次传导的两大环节。其一,基础性要素的供给升级。

一方面,对内坚持改革攻坚,加速五大要素(土地、劳动力、资本、技术与数据)的市场化配置,打破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推进国资国企改革,从而全面提高国内要素配置的效率和质量。

另一方面,对外扩大高水平开放,通过“一带一路”和人民币国际化,推进国际产能合作和金融合作,用好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

其二,商品服务的供给升级。一方面,抓住全球价值链重塑的契机,将国内价值链拓展为富有深度的“研发设计(科创头雁)→品牌营销(国货潮牌)→加工制造(隐形冠军)”的完整链条。

另一方面,抓住服务贸易回流的契机,推动传统服务贸易向内生长,满足国内服务消费的新需求;加速新兴服务贸易向外生长,缔结与全球体系的新联系。

**第三,加速器:金融供给侧改革**

伴随中国经济的“减速增质”,金融周期对经济周期的影响日渐增强;伴随中国金融回归服务实体经济的功能本位,金融机构与实体企业正在构建长期良性的共荣共生关系。基于此,未来金融供给侧改革若能进一步深化,有望对“双循环”的畅通运行发挥三个层面的加速作用。

其一,利率市场化完成“最后一公里”,叠加融资渠道的多维拓宽,有望引导要素资源向优质的中小企业和新经济企业配置,形成“稳经济+补短板+锻长板”的政策集成效应。

其二,资本市场的稳步发展有望通过“财富效应”,在需求侧助力消费升级,通过“投资效应”,在供给侧推动产业升级,从而进一步打通供需双升级的良性循环。

其三,借助中国金融的高水平开放,中国经济在疫情时代的相对优势将吸引国际资本的长趋势流入,与更加多元的国际伙伴共享双赢机遇。

**第四,导航器:宏观调控现代化**

在全球大变局之下,国际风险形势日益复杂多变。在高质量发展之中,国内多重政策目标更需精准平衡。与之相匹配,建设“双循环”新格局,必然要求中国宏观调控在“一大一小”两个层面进一步走向现代化,以引导国民经济平稳运行。

从大处来看,以改革攻坚优化政策体系。其中重点包括:在货币政策领域,依托“利率并轨”改革,实现对增长、物价、就业、金融安全等多目标的动态兼顾;在财政政策领域,依托财税体制改革,优化央地财权事权划分,重塑地方政策实施的激励机制与资金支持;在政策协同领域,优化财政、货币、产业政策的搭配组合,降低全球政策的外溢影响,长期保持“以我为主”的政策定力。

从小处来看,以工具创新提升政策效力。通过推出更多结构性、精准性、直达性的政策工具,从事后式、粗放式、逆周期的干预模式,转向前瞻性、精细化、跨周期的调控模式,使政策空间的应用更为高效和可持续。

**第五,新赛道:数字经济发展**

在全球大变局之下,全球经济在传统领域陷入“存量博弈”的泥淖。开拓经济发展的新赛道,以良性竞争促进共同发展,将是全球经济走出困境的治本之策。在数字经济的新赛道上,中国经济目前已成为全球领航者之一,未来进一步加快自身及全球数字经济的发展,将是“双循环”的应有之义。

具体而言,这一趋势料将体现于三个层面。其一,数字经济产业化。中国数字经济的技术创新提速落地并发展为完整的产业链条,在需求侧创造新的消费场景、消费习惯和消费需求,在供给侧提供数字驱动的商品与服务,并创造新的就业岗位和“人口素质红利”,打造新维度的供求循环。

其二,传统产业数字化。立足于中国完备的产业链条,通过物联网、5G等新技术对传统产业进行数字化升级,并与高度数字化的居民生活相连接,中国有望引领全球从“大规模生产时代”走向“数字化生产时代”,融合大规模、创新力和精细化的三重生产优势。

其三,经济治理数字化。一方面,以基础设施和政府服务的数字化升级,为数字经济发展提供适宜的社会环境;另一方面,以央行数字货币、数字财政等数字化政策工具,打破传统政策工具的“天花板”,进一步提高经济治理的广度、力度与精度。

**第六,连通器:国际定位升级**

在全球大变局之下,经济全球化面临长期且全面的退潮风险。基于这一环境,中国经济“双循环”虽然强调“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但是并非走向 “ 闭关自守 ”,而是选择通过向内发力,为高水平开放打开向外空间;通过夯实自身实力以提升国际定位,从而带动全球经济金融治理的进步。

具体而言,这一国际定位升级预计将体现于三个层面。其一,价值链定位升级。基于“双循环”中的供需双升级,中国经济从全球价值链中的“供给”中心升级为“供给-需求”双中心, 从全球价值链的中下游升级为中上游。

其二,国际金融定位升级。凭借“内循环”的相对韧性,人民币资产将进一步凸显高成长性、低风险性的双重优势,为全球长线资金提供“压舱石”,人民币的网络效应与回流机制同步完善,配合石油人民币的发展,多渠道加速人民币国际化进程。

其三,国际治理定位升级。在全球乱局之中,中国将为全球经济金融提供稀缺的“稳定锚”,从全球经贸体系和治理格局的被动接受者,升级为全球经贸体系和治理格局重塑的主动引导者,从根本上规避脱钩风险、改善外部环境、防范外溢冲击。(完)

整理 乔艳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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