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uly 31, 2020 / 3:39 AM / 8 days ago

《程实专栏》“双循环”的演进之路:中国2020 VS 美国1913

(作者为工银国际首席经济学家、董事总经理、研究部主管程实和工银国际高级经济学家钱智俊,本文仅代表其个人观点。)

资料图片:2019年5月,人民币和美元纸币及中美两国国旗。REUTERS/Jason Lee

“历史不会简单重复,但会押着同样的韵脚。”全球局势剧变之中,2020年中国经济开始迈向“双循环”新格局。从历史进程、全球环境和发展目标来看,这一变革与1913年前后美国经济的“双循环”演进形成跨越时空的呼应,共同指向了大国经济发展和全球格局迭代的一般性规律,进而赋予了历史经验以现实性的启示意义。

回顾美国经验,我们发现,“双循环”演进的深层逻辑在于:以产业升级为先导,辅之以大规模创造消费新场景的投资,进而激活消费升级,在供需两端同步启动“内循环”的自我强化,最后再以“内循环”去重塑“外循环”。

对标中国现实,在这一逻辑的各个关键节点上,2020年的中国都具备可观的潜力。未来打通这些“潜力点”的进程,即是中国经济“双循环”的质变之途。由此前瞻,虽然全球局势波澜难止,但是基于紮实全面的“潜力清单”,中国经济的“双循环”预计将稳步兑现富有活力的长期前景。

**历史的先声:美国经济“双循环”的演进**

在2020年6月的“陆家嘴论坛”上,国务院副总理刘鹤指出,“一个以国内循环为主、国际国内互促的双循环发展的新格局正在形成。”回顾历史,在近一个世纪前的太平洋彼岸,美国经济的“双循环”恰也迎来了新一轮演变,并构成从新兴大国迈向一流强国的关键一跃。具体而言,十九世纪至今,美国经济“双循环”的演进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800-1870):“内循环”独立支撑。这一阶段的美国经济以农业为主,对外出口廉价的原材料,进口昂贵的工业制品。由此,贸易赤字成为常态,“外循环”拖累经济增长,“内循环”被动成为唯一引擎。

第二阶段(1870-1913):“外循环”边际增强。伴随第二次工业革命浪潮,美国完成工业化,工业制品在国际市场占据优势并形成贸易盈余,“外循环”对经济的拉动作用凸显,这一趋势在1913年左右达到历史顶峰。

第三阶段(1913-至今):“双循环”互促共进。1913年后,一战、大萧条、二战等历史拐点相继发生,彻底重塑全球经济贸易格局。在新格局下,美国“双循环”的关系再度演进。表面上看,“内循环”进一步占据主导,强劲的内需造成长期货物贸易赤字,使得“外循环”看似拖累了经济的纸面增长。

但实际上,借助于稳健的“内循环”,美国经济在“外循环”中主动引领全球化进程、重塑全球体系、布局海外投资、发展服务贸易,大幅提升了“外循环”对美国居民收入的真实贡献。根据学术研究,2007年这一贡献值约为1913年水平的2.1倍。这一阶段,美国经济受益于“外循环”,而不受制于“外循环”,形成了美国版的“以国内循环为主、国际国内互促”格局。

**历史的押韵:2020与1913**

从“双循环”的演进阶段来看,2020年的中国与1913年前后的美国高度相似。诸多相似点的背后是大国经济发展的一般逻辑,以及全球格局迭代的周期规律。基于此,较之于他国,1913年美国的历史经验对于今日中国的“双循环”建设更加具有启示意义。

其一,自身进程相似。美国“双循环”演进的第二阶段开始于1870年,于第25年(1894年)实现工业产值的全球第一,于第44年(1913年)进入第三阶段。对于中国而言,如果将改革开放前的时期粗略算作第一阶段,那么第二阶段发轫于1979年,于第32年(2010年)实现工业产值的全球第一,于第42年(2020年)开始准备进入第三阶段。

相似的历史“时间表”,潜藏着新技术发展、国内市场发育、产业新旧切换的长周期共振,既赋予了大国抢抓变革机遇的能力,也产生了承弊通变、时不我待的压力。由此来看,未来的5年将是决定中国“双循环”能否平稳开启第三阶段的关键期。

其二,全球环境相似。以1913年为分水岭,一战、大萧条、二战接踵而至,根本性地颠覆了全球旧格局。在漫长的全球乱局之中,美国经济虽然一度遭到外部环境的严重拖累, 但是凭借本土产业链和市场的相对稳定,最终实现了逆流而上。2020年,全球疫情危机爆发并料将长期延续,保护主义、大国优先主义和民粹势力加速涨潮,持续激化地缘政治冲突,全球经济贸易格局已迎来新一轮重塑。中国经济目前面临多方面的外部压力,但是基于自身综合实力以及疫情防控的领先优势,有望长期保持内部产业链和市场的相对韧性,因此未来存在“化危为机”的长期潜力。

其三,发展目标相似。从中国政策的全局来看,未来“双循环”中的“以国内循环为主、国际国内互促”,需要从三个层面理解。其一,以“内循环”为主不等于对外脱钩,相反,高水平的对外开放将会加速扩大,中国将以“亲诚惠容”的理念与更多元的国际伙伴共享双赢机遇。其二,“内循环”的发展壮大有助于抵减全球乱局下的外部冲击,基于此,中国经济在“外循环”中将更为灵活主动,受惠于外而不受制于外。其三,立足于“内循环”,中国将为全球经济金融提供稀缺的“稳定锚”,并更加积极地参与全球价值链条、全球治理格局的重塑优化。这些发展目标,与美国“双循环”的第三阶段具有相似性。

**历史的启示:“双循环”演进的深层逻辑**

历史经验的镜鉴,不局限于表面的相似类比,还需深入到底层的逻辑规律。1913年前后,美国“双循环”之所以能够完成从第二阶段向第三阶段的飞跃,关键是长期聚力并以合理次序推动了“双升级”:以产业升级为先导,辅之以方向准确的投资,进而激活消费升级,在供需两端启动“内循环”的自我强化,最后再以“内循环”去重塑“外循环”。

第一,产业升级。我们认为,“产业升级”这一庞杂的概念,最终可以归结为两大核心问题:1)生产什么;2)如何生产。从这两个维度来看,1913年前后,美国产业体系完成了双重质变。其一,优势产品高附加值化。19世纪,美国在全球产业体系下的比较优势长期停留于低附加值的原材料。但是,依托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技术进步,1900-1913年美国在全球工业制品领域(当时的高附加值领域)占据了新优势,其工业制品的出口逐步超出原材料出口以及工业制品的进口,显着提升了附加值视角下的贸易盈余,使美国升至全球价值链的头部。

其二,生产方式现代化。为了最大化发挥技术进步的红利,这一阶段美国的生产组织形式发生了软、硬层面的同步进化。从硬件方面,从劳动密集型向资本密集型(当时的先进业态)加速转变,1900-1910年出口产品的资本/劳动比率较1890年大幅提升。从软件方面看,“福特制”、“泰勒制”和流水线迅速普及,以大规模生产的方式扩大了美国在高附加值领域的产业优势。以汽车(当时的尖端产品)为例[5],1899年美国汽车年产量仅2500辆,而到了1913年,年产量升至48.5万辆,约占全球产量的 80%。

第二,消费升级。产业升级为消费升级奠定了两大基础。一方面,得益于生产效率的提升,美国人均GDP在1900-1913年期间升至全球第一梯队,并且其优势在此后长期扩大。另一方面,得益于大规模生产,居民能够以相对低廉的价格享受汽车等高附加值商品。“高薪低价”的剪刀差,从根本上夯实了居民的消费能力。但是,收入不是决定居民消费的唯一因素,还需要适宜的消费场景和消费习惯作为“催化剂”,系统性地提升居民消费倾向。

这一阶段,两种投资恰好填补了这一短板,以网络化的方式迅速普及了新的消费场景。从动态网络来看,美国公路网日趋扩大,对接了汽车的普及,串联起外出旅游、娱乐等新兴的消费需求。从静态网络看,美国城镇化继续较快推进,对接了居民收入的增长,并将其转化为居民追求更高生活品质的消费需求。

以投资为启动器,“内循环”的消费引擎开始加速。从数量来看,美国经济于1920年代进入“柯立芝繁荣”和大众消费时代。从结构来看,1901年至大萧条前夕,食品、服饰两大基本消费的占比持续下滑,而娱乐、出行、住房的消费占比呈现长趋势扩大,是大众消费边际增长的主力。这也验证了“汽车-公路”网络、城镇化网络对消费引擎的激活作用。由此,“内循环”供需两端的良性互动形成,并支撑美国穿越了接下来漫长的“外循环”冲击。

**历史的接力:2020年中国的“潜力清单”**

通过逐层对标美国“双循环”迈入第三阶段的核心逻辑,我们发现,在各个关键节点上,2020年的中国都具备着可观的潜力,而打通这些“潜力点”的进程,即是中国“双循环”的质变之途。基于此,虽然未来全球格局料将充满不确定性,“潜力”向“实力”的转化仍需时间,但是从中长期来看,我们对中国经济的前景保持谨慎乐观。

第一,产业升级的潜力。其一,优势产品迈向高附加值。近年来,随着高新技术产业的较快发展,中国高附加值产品的出口比例稳步增长,国际专利申请量超越美国成为全球第一。疫情爆发后,中国高新技术产品出口保持稳健,反映出其坚韧的比较优势。展望未来,若能继续抓牢新一轮科技革命的历史机遇,减弱核心技术对“外循环”的过度依赖,则将为上述趋势注入长远动力。对此,着力打通国内“基础研究—科技转化—商业应用”的创新体系,将是本阶段的关键。其二,生产方式再进化。1913年美国从软硬两个方面,以“大规模生产”开启了“大众消费时代”。

相似的,与多元消费时代相适应,当前的中国也有望孕育出新一代生产方式——数字化生产,同时具有大规模生产、创新力和精细化的三重优势。立足于中国完备的产业链条,通过工业互联网对供给侧进行数字化改造,并与高度数字化的居民生活相连接,料将实现:1)为科技企业提供低成本、高效率的量产能力,使其科技成果迅速转化为经济效应,进而支持新一轮创新;2)支持生产进程中灵活、精确地动态调整,缩短产品迭代周期,加快新供给对新需求的拉动,并减弱全球供应链波动的冲击;3)消解供求两端的信息不对称,消费者订单能够被拆分后直达生产体系的终端,由此规模化生产能够深入小众化、多元化的细分市场,在提升消费者福利的同时,降低生产者的市场风险。展望未来,为了加速向“数字化生产”的转型,进一步降低实体经济融资成本和税费负担,推进“放管服”改革,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将是核心的着力点。

第二,消费升级的潜力。得益于有效的疫情防控,中国经济在疫情时代率先企稳反弹,由此居民收入的增速在短期波动之后,有望在全球视角下保持长期优势。未来若能进一步促进收入分配公平、提高社会保障水平,则将持续夯实居民消费能力。立足于此,从美国经验看,还需要以方向适宜的投资创造消费新场景,网络化地推广消费新行为和新需求。

当前,有三张“网”可以作为中国经济启动消费引擎的抓手。第一,新型交通网络。以城际高铁和轨道交通、新能源汽车为依托,进一步提高城市群之间的交通效率,从而串联起跨城市的旅游、娱乐、商贸等服务消费新需求,并承接疫情时代服务贸易进口需求回流的新机遇。第二,新一代移动网络。以5G、大数据中心为基础,一方面凭借更高效的网络激活在线娱乐、远程办公等新的虚拟消费需求,另一方面则以“线上”赋能“线下”的方式,推动消费重心下沉,释放低线城市和农村地区的消费升级活力。第三,新型城镇化网络。2019年中国城镇人口占比约为60%,接近于1913年美国城镇化水平(约55%)。美国1913年之后的经验显示,即使在沉重的外部冲击之下,依托于庞大的人口基数,城镇化在60%提升至75%的过程中仍能保持较快速度。由此,如果中国的新型城镇化稳步推进,则大量新增城市居民在教育、工作、医疗、文娱等领域的高品质需求将汇聚成强劲的国内市场增量。

展望未来,若要充分发挥上述三张“网”对消费的启动作用,关键在于加快完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其中,金融体系改革、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以及户籍制度改革,将是分别打开资本、土地、劳动力三大要素桎梏的先锋。(完)

整理 乔艳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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