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rch 19, 2020 / 6:15 AM / 12 days ago

《KEMP专栏》新冠疫情让全球政府高层面临恐怖的两难选择

(本文作者John Kemp为路透专栏作家,以下内容仅代表其个人观点)

2020年3月19日,日本东京,新冠疫情当前,游客戴着口罩赏樱。REUTERS/Issei Kato

路透伦敦3月18日 - 在世界各国决定新冠病毒疫情应对措施时,在设法将保持社交距离措施最大化以抑制疫情,以及需要设法维持某种正常经济活动感觉,两者之间如何取舍,成了一个核心的难题。

极端的保持社交距离措施,藉由减少传染疾病所需要的人际互动,可以降低感染及死亡人数,但经济成本极高。

而如果一切照旧,只以洗手及自我隔离等有限的干预措施应对,则可以让餐饮、基本服务及其他经济活动继续进行,但代价是巨大的感染及死亡人数。

最早是中国,而现在则是全世界的政府高层都面临了同样艰困的两难处境,不存在两全其美的结果,只能考虑哪种是牺牲较小的选择。

中国封锁湖北省、拉长春节假期、延后恢复正常运行的作法,似乎显示极端社交距离措施可以使疫情受到控制。

但经验表明这样做的经济成本相当庞大,供应链被逼到崩溃边缘,过不了多久,重启经济的压力就会变得势不可挡。

另一个极端是,意大利的早期经验显示,对于疫情不加以管控将使医疗体系瘫痪,进而造成死亡人数飙升,这迫使意大利政府实施全国性的封锁措施,以阻止死亡人数继续上升。

随着疫情已经扩散至世界各地,越来越多人感染,各国政府苦于找出一套在政治、医疗、经济等方面都可续的方案。鉴于各个层面的成本不断升高,政策也摇摆不定。

**是佛系缓和还是重拳压制?**

英国政府最初的策略是缓和疫情传播速度、使感染高峰呈平缓状态、让住院率和重症率维持在医疗体系可承受的极限范围之内。

其目标是控制感染率、直到疫情自然消失,届时将有足够多的人口受到感染而产生免疫力,从而实现群体免疫。

然而新的疫情模型显示,缓和策略仍将会使医疗体系无法负荷,并导致25万或更多人死亡。之后英国决策者立即转变政策。

因此,最近的政策着眼点侧重于保持极端社交距离,其目的是压制疫情,而不只是缓和疫情。

伦敦帝国理工学院的流行病模型促成了这一转变。

但正如该研究报告的作者指出的那样,“压制的做法到目前为止虽然在中国和韩国取得成功,但却带有巨大的社会和经济成本。”

这样的成本在几周或者一个月这样的短时期内或许可以承担,但如果必须在更长时间内保持这种极端社交距离,成本就变得大多了。

在帝国理工学院的研究中,作者认为要实施社交距离,需要所有人在五个月内遵守病例隔离、家庭隔离的做法,学校可能也要关闭。

然而,一旦管制放宽,疫情可能卷土重来。作者承认,严格限制社交接触的举措需要在18个月内反复实行。

在自然形成群体免疫或者有疫苗可用之前,要有三分之二的时间采取极端的保持社交距离措施,直到接近2021年底。

**经济大范围停摆**

包括英国、美国、中国和欧盟在内的主要经济体,多数政府现在的策略都是转向压制措施。

但股市市值和其他风险资产的大幅下跌,反应出为此付出了沉重的经济成本。

压制措施已导致民航、旅游、公共交通、零售、餐饮、娱乐、个人服务等行业几乎完全陷入了瘫痪。

这些压制措施还威胁到生产和分销系统,以及向消费者运送食品和其他消费物资的能力。

这一突如其来的停摆殃及到销售、薪资、租金和税收,其连锁效应甚至会波及到那些不受政府正式关闭影响的经济领域。

自二战以来除了2001年9月世贸中心遭受恐怖袭击后的那几天以外,尚没有出现过类似的状况。

**分担损失的机制**

作为回应,货币政策制定者已经将利率降至零,注入大量流动性,并承诺宽限债务和其他责任。

财政方面,政府已经承诺大幅减税,并/或增加公共支出,包括向个人和企业进行转移支付,以对抗经济危机。

截止目前,多数货币和财政措施在恢复信心方面收效不大,股市和其他风险资产价格持续下跌,投资人继续避险。

但是,对于非经济原因造成的企业活动停止,货币和财政刺激措施几乎无能为力。

顶多,决策者可以让社会来分担损失,将受创最严重的企业和个人的损失分散开来,让整个社会来分担。

降息就是将负债最沉重的借款人的损失分散给储户。转移支付则将受影响最大的企业和个人的损失让整体纳税人来承担。

损失共担是社会面临灾难性成本时的常规应对方式,通常首先通过商业保险来实现,但最终要通过财政和货币体系完成。

但损失共担并不能消除成本。在未来18个月中的大部分时间,停止大部分经济活动将产生巨大的成本,给金融市场带来沉重压力。

从这种意义上来说,股市和油价下跌是完全合理的,反映出目前对于商业活动将在至少五个月、甚至长达两年的时间内严重减少的预期。

随着活动受抑的经济成本受到关注,决策者可能进一步调整策略,找到介于控制和缓解、社交距离和正常业务之间的一种综合策略。

在大部分情况下,当遇到令人不安的权衡时,决策者最终会选择中间路线,而非走极端。

在他们评估健康和经济成本时,决策者可能最终采取一种将抑制和缓解结合在一起的策略,试图控制疫情传播和死亡病例,同时重新启动部分经济领域,从而将金融和社会影响最小化。(完)

编译 审校 蔡美珍/张明钧/郑茵/孙茉莉/李春喜/王灿/王颖/杜明霞/张若琪/王兴亚/艾茂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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