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ctober 31, 2008 / 1:27 AM / 12 years ago

《包立德专栏》中国科教兴国的真正出路何在?

(本专栏只代表作者本人观点)

2008年5月24日,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在访华期间在北京大学演讲。REUTERS/Alexander Natruskin (CHINA)

“我发现清华北大的毕业生似乎缺乏独立思考的能力。反倒是那些精力充沛,反传统的‘马云式’人物,甚至是没有大学学位的人,才懂得如何完成工作。”一位曾担任过几家跨国公司中国区总经理的西方人对我说。我发现他的观点具有一定的普遍性。

“这些顶尖毕业生们非常聪明,但问题是我们必须花上几年时间来给他们‘反洗脑’,他们才能开始产生成果。”一位曾为微软公司招募过许多清华毕业生的前项目经理告诉我。中国本土的声音也反映了同样的观点:联想集团董事长杨元庆曾说,中国企业的最大挑战是大学毕业生中缺乏创新型人才。

中国高等教育系统在改革开放30年来获得了长足发展,但中国的大学似乎难以培养出富有创造力的大学毕业生。中国的领导早就意识到,在21世纪,提高创造力,特别是在科技这个关键领域里的创造力,是一个国家竞争力的基础,而政府正在为这目标大力投资。国家主席胡锦涛曾经满怀希望地预测道:“到2020年,中国将在科学和技术领域取得更多具世界影响力的突破,将中国带入全球最有创新能力的国家之列。”在全球经济放缓之际,作为过去经济主要动力的低附加值出口产品需求降低,大力发展科技创新愈发重要。

当代中国科技创新为何困难重重?如何培养未来一代的创新潜力?10月中旬清华大学召开了一个国际会议,“第一届ITCS中国理论计算机科学研讨会”。会议的最後一天,讲台上坐着理论计算机领域的“梦之队”——20位来自麻省理工、普林斯顿、伯克利和以色列特拉维夫大学等知名机构的顶尖研究人员。而台下听众席的一百多年轻人却也同样引人注意。他们中有计算机系的顶尖研究生,也有来自知名的科学实验班“姚班”的本科学生。这个实验班由唯一赢得过“计算机领域的诺贝尔奖”图灵奖(Turing Prize)的华人姚期智教授领导,寻求直接解决中国创新力量不足的问题。

出生于上海的姚期智在台湾读完大学後,在美国拿到了两个博士学位——哈佛大学物理学博士和伊利诺伊大学计算机科学博士。他在斯坦福和普林斯顿担任过多年教授,後于2004年接受清华大学的聘请,担任该校理论计算机科学研究中心负责人。

该中心网站上申明“要成为世界计算机理论研究领域领先的研究中心之一。”而姚期智的另一项核心任务是“启发和培育学生们的聪明才智。”2006年成立的“姚班”,官方名称叫做“清华大学微软软件科学实验班”,每年仅招收30位精挑细选的学生。微软公司派遣驻北京研究院的专家给学生授课,并提供暑期实习机会。微软公司的举动目的明显:越早培养顶尖学生以开放式思维,在他们入职後“反洗脑”花的时间也就越少。

“姚班”的特殊课程表融入更多美国式教学法,学生们从大一开始接触姚期智的教学风格。来自宁波的大二学生杜圆是她那一届“姚班”中唯一的女生,她表示:“我们一些老师是从课本中按部就班的灌输,只是单纯在讲。但姚教授的课堂上,给了我们更多自由。他要求我们讲出自己的想法。”

“姚班”的学生们也有更多机会与世界级的访问学者和博士後等进行互动,可以竞争前往美国作交换学生的机会。正像“姚班”的网页中所说的,一切努力都是为了使“这个班级的学生成为像麻省理工、斯坦福等学校一样的顶尖计算机精英。”

在会上,我遇到了来自香港中文大学计算机科学系的助理教授Andrej Bogdanov。他昔日离开祖国马其顿,在麻省理工和伯克利大学学习,去年在清华大学计算机中心作博士後,并教授研究生课程。我在此次会议间歇问他,中国学生需要什麽来提升自己的竞争力。

他说:“中国学生的思考模式习惯于‘别人提出问题,我的工作就是找到答案’。但当涉及到非常复杂的研究时,这种方法就不奏效了。在这种层面上,问题不会被精确定义,也没有人告诉你该怎麽办。必须自己去主动寻找。”

Bogdanov表示,如果中国学生更多接受“以色列态度”,可能会做得更好。恰好姚期智教授此次组织的“梦之队”中有六位专家来自于以色列,这个人口不多的国家在计算机理论研究领域拥有很强的实力。“当问题出现时,以色列方式是迎头出击,主动解决问题。”

Bogdanov也谈到了“自上而下”态度:“相比其他国家,中国学生对教授们提出的挑战不够大,这也导致了在科学和技术领域的尴尬局面,在这些领域,你需要的是不停的提出问题。”

“清华的学生非常聪明,”他表示说。“但我不确定他们是否发挥了自己的潜力。他们过分满足于安全的、简单的问题……我认为他们不愿把时间花费在难以取得可见性进展的领域,因而显得过于谨慎。”

Bogdanov与我接触的其他一些科学家不谋而合。首先,应试教育体系不仅低估了学生的创造性思维,几乎是在将其扼杀。其次,是儒家的等级观念对以创造为核心的自由交流的钳制。这些问题当然有其深刻的文化基础,但Bogdanov所提到的“可见性成果”,即学术功利性问题,则是近年来的新现象。

中国政府经常逐一列举出过去30年间取得的成就——GDP年均增长10%,减少4亿贫困人口,等等。高等教育招生人数在改革开放前20年没有较大发展,而在过去10年间则近乎爆炸性增长。自1999年以来,大学生和研究生人数每年以30%增长,在校总人数几乎达到原有的五倍。

大学生和教授总数情况扩展的同时,也有各种新型研究机构的建立。在理论上,伴随这种数量增长也应该有质量的提升。譬如,国家“985计划”为全国40家顶级院校和研究机构提供了大批拨款,希望能打造出“世界一流大学”。但迈向“世界一流大学”的进度如何评估?当然是通过数量统计。对研究人员,甚至对研究生而言,这意味着在国际期刊发表论文的巨大压力。

中国人发表的论文数已经从1995年占全球性科学期刊论文发表数量的2%,提升至今日约占8%。其中部分研究是极为出色的,尤其像在纳米技术、水稻杂交和材料科学等领域。

但总体而言,如果以论文被引用频率,即“影响力”作为质量标准,则中国科学研究的质量远远落後于其数量。尽管韩国产生的研究成果少于中国,但其总体影响力被认为高过中国。

质量和数量间产生差距的原因之一就是源自中国现阶段对“可见性成果”的重视。我听到过一个故事:一位官员到其下属的一位科学家的办公室视察。“我们给了你们很多支持,你们研究所在资助期能发表多少论文?”科学家估算了所有的可能後表示:“40篇怎麽样?”这位官员的回答是:“80篇怎麽样?”

这简直让人想起“大跃进”时虚报粮食产量的行为。难怪经济合作发展组织在9月份针对中国创造力问题的报告中建议中国“鼓励政府官员改变认识和工作方式,克服计划经济遗留问题。”

科学研究领域的博士生也被要求发表至少一篇论文。出版近1,800种科技期刊的Elsevier集团前中国区副总裁Paul Evans曾表示:“博士生面临的论文压力,导致大批粗制滥造论文的出现……我认为对中国科学界的总体声誉而言也是个不良因素。”当然,这也不利于年轻科学家们自身的发展。。

事实上,现有的奖励结构是:刊发论文会有现金奖励,如未能发表甚至可能导致失业,这也造就了劣质的研究,甚至更为糟糕。譬如,北京工业大学副校长、物理学家张泽曾向英国智库Demos表示,在这样一种奖惩机制下,“协作变得极为困难。你无法信任别人不会偷走你的研究成果。每个人都是闭门造车……这对于激发创造力是非常糟糕的。”

在中国当前“以最小投入取得最大产出”的发展思维下,在水泥中多掺点沙子、在掺水的牛奶中加点三聚氰胺,剽窃点别人的研究成果等现象似乎是自然的副产品。考虑到现有的这些障碍,那麽中国未能产生出赢得诺贝尔奖级别的科学家,也就不足为奇了。

当然,西方社会尤其是美国也应该得到类似的批评。目前的全球金融危机正是因为类似的追逐自我短期利益最大化的作法酿成的苦酒。但是,当美国金融机构抛弃所有的制约、美国政府凭借假情报发动对伊拉克的战争,而导致国家陷入迷途的时候,美国的大学依然提供核心支柱,为这个国家乃至全世界制造出真正的价值。

布什八年任期被认为是美国衰落的象征,但自2001年以来所颁出的78项科学领域诺贝尔奖中,有50位获奖者供职于美国各大学。基地组织袭击世贸中心和五角大厦,他们认为是攻击了美国核心力量的象征,但以哈佛和斯坦福大学等为代表的学术研究机构,作为创造性教育和研究体系的象征,才是美国繁荣的真正推动力。

再回到姚期智教授的话题,他正是想在中国大学中植入这样一种美国科研机制。他在此次人才培育的论坛中,请他集结的“梦之队”讨论中国需要的是什麽。

中国需要的是什麽?他们一致的答案是:更多像姚期智教授一样的人。在短期内,可以解决两件事情。第一是吸引更多的华人科学家回到中国大陆。另外请国际顶级学者与中国同仁和学生更多互动。中国政府当然一直在推动这两项工作。

在这些工作中花费的资金能放到更好的方面吗?譬如在甘肃省农村建设十几所小学?但最好的选择不是二中选一,正确的是既在甘肃建设小学,也要举办此类的科学会议。在其他方面有大量的资金被挥霍掉,那些才是应该削减资金的领域。(譬如限制购置公车?)

当然,要满足更多像姚期智教授一样的人才的唯一途径,是在国内产生出这样的人才。这就是那个论坛以及“姚班”的终极目标。

姚教授特别向本科生们强调:“本科教育的目标是找到你热爱的东西……动力应该来自你感到有激情的领域。如果你的强项是回答问题,但却没有任何乐趣,我认为那没有任何意义。”

他接着提醒学生:“创造性的科学, 需要你们打破规矩!”

我在此次会议结束後问了几个学生,让他们谈谈对会议的印象。大一新生曹锐创说:“我们以前没听过类似的信息”,他的同学在旁频频点头。

中国期待成为创造性科学超级大国的计划中,包括建立巨大的科学技术基础设施。但如果科学体制的关键元素——人的问题——得不到解决,这些基础设施永远不会物尽其用。我们不该问一家研究所能否发表40篇或者80篇论文这样的问题。中国未来的繁荣,甚至其国家安全,根本上仰仗的是更为模糊的、更难以量化的东西,能创造出多元化的环境。譬如,一位19岁的女生愿意,也能够在课堂上挑战她曾赢得过图灵奖的教授。(完) baolidelutou@gmail.com

翻译:胡昱/王燕焜 审校:包立德 王丰

包立德(Alexander Brenner)自耶鲁大学毕业後来华,曾在广州中山大学任雅礼协会教师,并在南京大学-霍普金斯大学中美文化研究中心、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问题研究院攻读硕士学位。他还曾任当代国际事务研究所的研究员,在中国和国际媒体发表多篇文章及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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