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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

港报社评:与其放宽生育限制,不如降楼价兴教育--明报5月17日

中国10年一度的人口普查结果公布,确认整体人口仍然有所增长,但对于生育率不断下降,老龄化问题不断深化的大趋势,政府有关部门没有及时提出明确的对策,引发对未来发展的忧虑。民间对于促进生育率政策意见不一,有的建议放宽生育限制,也有意见认为给每名新生婴儿奖励100万元人民币,但都没有回应对于生育意愿不足,主要是来自对未来经济与社会发展不确定因素的忧虑,政府当前正在控制楼价飞涨,但对于教育等开支的负担,则须实施更大的改革。

人口增长不外乎两个主要原因,生育率和平均预期寿命。2020年的生育率下降到只有1.3%,而人均寿命预期2019年达到77.3岁,“一老一小”的发展趋势几乎是不可逆转的。

官方的解释是,中国的平均年龄是38.8岁(美国是38.5岁),还是一个年富力强的国家,而且人口质素不断提高。这个说法不假,过去依靠廉价劳动力的所谓人口红利虽然减退,但经济发展模式正在向高科技、高产值转型,15岁以上平均受教育达到9.91年,足以支撑技术工人以至高科技产业的需求,庞大市场足以继续维持全球之冠,并且可以促进服务业的发展以至出口,如果能实现“人才红利”,丧失了人口红利也就无足挂齿,但取决于经济模式转型的成败。

然而,无论经济转型的速度,制造业和服务业也需要相当数量的劳动人口,15至59岁的劳动人口过去10年下降速度是6.67%,而且这个组别的比重正在萎缩,意味着将来平均一个劳动人口将要负担的人数不断上升,税务负担可想而知,如果生育率不能提升,终究是一个不健康的人口构成比例。

内地的生育率,从最高峰的7.5%,下降到现今的1.3%,经历过不少来回折腾。新中国建国初期,老百姓珍惜和平来之不易,憧憬未来欣欣向荣;国家的政策则是需要依靠人海战术来保家卫国,也需要劳动力发展经济,婴儿潮在中国比外国来得早以及迅猛,到1970年代人口已经达到8亿,工业化还没有深度发展,而粮食供应已经出现短缺。当时实施的“两剂猛药”,一是年轻人上山下乡做农民,二是严格执行“计划生育”。

限制生育政策实施了整整40年,到2016年才放开生二胎。人口世代更替水平的生育率要求是2.1%,而国际上公认的一条警戒线,一旦生育率低于1.5%,就有跌入“低生育率陷阱”的可能。而2015年的生育率已经低到1.047%的水平,后知后觉的官员,到2016年才宣布放开二胎政策。

取消限制生育政策确实起到了一定的作用,连续下跌15年的生育率确实有所提升,2016年的出生人口达到1846万,生育率飈升到1.7%,有关部门的官员以为从此可以高枕无忧,而不知这只是昙花一现的现象,生育率从此拾级而下到1.3%,而且有进一步下滑的趋势。

生育意愿不高,特别是在大城市的情况尤甚,北京和上海的出生率低于全国水平,原因是经济负担已经将他们的生活压得透不过气来,遑论生育意愿。楼价是最大的因素,职工的收入五成用于租房或者还贷开支,幼儿园学费对于很多家长来说是一笔很大的开支,9年义务教育虽然是免费,但大多数的家长都会将孩子送去各种辅导班,学乐器、舞蹈或者补习学科等等,负担不菲。

大城市的青年人结婚率低、生育率更低的原因还不在于纯粹的经济因素,而是他们对辛苦拼搏而难以出人头地的社会形态感到焦虑与惶恐,对于抚养孩子是否能够“成才”毫无底气,因为在急速变化的社会中,充满着不确定的因素,他们不敢将“赌注”押在下一代身上。

统计局的官员表示,育龄妇女的生育意愿子女数为1.8,只要做好响应支持措施,生育潜力就能发挥出来,但没有解释支持措施是什么。西方国家鼓励生育的措施十分全面,包括现金补贴、扣税额度、孕妇产前产后的带薪假期、夫妻灵活替换产假与侍产假、免费奶粉以至婴儿车,以及幼儿园免学费等等。中国除了在产假天数可以跟西方看齐外,其他都乏善足陈。

内地政府的财力,马上可以做的是将9年义务教育扩张到幼儿园和高中,甚至给一定的奶粉补贴,但这是不够的,更需要的是给年轻人对未来的憧憬,只要他们对将来有所神往,生育意愿才可以发挥出来,人口结构健康发展的格局才可以扭转过来。(完)

注:以上的评论仅为摘要,并且不代表路透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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