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rch 18, 2020 / 1:13 AM / 14 days ago

专访:中国收支压力巨大 把财政承受风险无限扩大是最大风险--专家

作者 沈燕

资料图片:2018年10月,北京,中央商务区黄昏时分的剪影。REUTERS/Thomas Peter

路透北京3月17日 - 去年末突发的新冠肺炎疫情无疑让偏紧的中国财政更加吃紧。中国财政科学院院长刘尚希表示,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减税降费、减收增支等多种因素,使得今年无论是中央还是地方财政都面临巨大压力,通过提高财政风险来对冲眼下的经济社会公共风险是必要的,但要适度。

这位20多年来一直研究倡导关注公共风险的专家在接受路透电话专访时表示,衡量更加积极有为的财政政策的标准不是赤字率是否突破3%和债务规模扩大。在今年减收增支压力巨大的前提下,弥补收支缺口扩大赤字规模有必要,但同时更应该在优化财政支出结构,提高财政绩效上做文章。

“疫情以及由此给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的各种负面影响,毫无疑问要通过适度扩大财政风险的方式去对冲,但要适度,如果分寸把握不好导致财政不可持续的话,就会带来更大的风险。”刘尚希称。

他认为,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事关经济社会的稳定。财政的稳定是整个经济社会稳定的最后一道防线,如果财政出现危机,那么,已经形成的开支都不能得到保障,麻烦就大了。

“现在财政风险毫无疑问是越来越大了,但其实最大的风险就是忘乎所以。一些观点暗示财政承受风险的能力是无限的,把财政承受风险的能力无限扩大,这可能是当前最大的风险。“刘尚希称。

根据财政部发布数据,2019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同比增长3.8%,全国税收收入同比增长1%,财政收入和税收收入增幅均保持低位,2019年全国财政支出同比增长8.1%。

中国财政部官员此前提到,中央已向地方预拨2020年均衡性转移支付预算16,032亿元人民币。另外,截至3月2日,中国各级财政安排的疫情防控资金1,087.5亿元。

**正确理解积极财政政策,积极不等同于扩张**

近期的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积极的财政政策要更加积极有为,发挥好政策性金融作用。稳健的货币政策要更加灵活适度,缓解融资难融资贵,为疫情防控、复工复产和实体经济发展提供精准金融服务。

面对经济下行压力加大以及突发疫情的影响,寄望积极财政政策更积极以刺激经济的呼声再起。对此,刘尚希认为,中国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已经很多年,现在不同于2008年,积极的财政政策不等同于扩张的政策,不能简单地理解为提高赤字率扩大债务规模就是更积极。

他认为,现在强调积极财政政策更加积极有为主要不是在扩张上发力,要在提质增效上使劲,要落在改革支出结构上,而支出结构的调整因为涉及到方方面面的利益,就需要和政府改革相结合。”优化支出结构和政府改革是一体两面,必须统筹实施。“

他坦言,优化支出结构就意味着要提高财政支出绩效减少浪费,但在实际中说的和做的有距离,甚至背道而驰。因为目前绩效管理的要求实际上是强化过程控制,但因信息不对称,会产生资金使用低效甚至浪费的问题。

”合规是提高绩效的手段不是目的,提高资金使用效率才是目的。财政管理也不仅仅是财政部门,过紧日子更需要有实际措施,这就与提升国家治理水平相结合,就需要与政府部门的改革相配合。“刘尚希称,否则权责利不对等,责任边界不清晰,一出事很容易出现互相推诿”甩锅“现象,问责追责也就形同虚设。

财政部本月初出台了项目支出绩效评价管理办法,主要针对预算项目支出,共7章32条,主要包括:总则、绩效评价的对象和内容、绩效评价指标标准和方法、绩效评价的组织管理与实施、绩效评价结果应用及公开、法律责任、附则等内容。

以此次始于武汉的疫情为例,对于外界批评中国在公共卫生领域的投入不足,刘尚希表示,不改革现有公共医疗卫生系统的体制机制,财政投入再多的钱也没用。而医疗卫生领域的改革要和健康中国的国家战略相结合。

缓解今年巨大的财政压力,除了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外,适当提高赤字率扩大债务规模也是一个无奈的权宜之计。这些举措在刘尚希看来不能视为一种长期必然的手段。中国更需要不同层面的宏观政策组合拳以及推进政府改革并行。

“优化支出结构,必须和政府改革相结合,可节省更多资金。今年财政减收性赤字是有必要的,但不能长期化,要加强中期财政预算,不能过一年算一年,只顾眼前。政策只能应对短期的问题,改革才能解决长久深层次的问题。中国要打破固化的支出结构,需要提升中长期财政规划的作用。“刘尚希称。

此外,缓解财政压力眼睛不能只盯着收支上,大量的国有资产可以盘活,可以通过混改、资产证券化、PPP、政府购买服务等方式。同时不要给地方政府搞太长的负面清单,充分发挥地方政府的主动性和积极性,给地方政府放权,根据当前风险变化态势,调整原有的规定,扩大地方自主权,让地方因地制宜去解决问题,这又涉及到中央和地方事权划分的改革。

中国财政部发布关于深入推进财政法治建设的指导意见要求,加快财政体制改革,研究制定相关领域中央与地方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方案,适度加强中央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优化政府间事权和财权划分,建立权责清晰、财力协调、区域均衡的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

对于眼下地方政府热衷的所谓新基建投资,在刘尚希看来更应该由市场决定,而不是政府承担。毕竟不同于过去的铁公基项目,现在的新基建包括网络通讯大数据等等,很多已经是社会资本介入了。

**灵活适度的货币政策亦需与金融改革相结合**

稳健的货币政策如何做到更加灵活适度?刘尚希认为,货币政策不单单涉及央行,更涉及到金融监管,虽然现有的货币政策工具充足,但资金流通渠道的不通畅影响了政策效果,这就需要加快金融领域的改革。

他认为,现在的货币政策应从两方面着力,一是货币供应量要增加,1月份的M1增幅为0,2月份有一点增长,总体说明流动性不够充裕,尤其是在货币流通速度在疫情冲击下减慢的条件下,更需要扩大货币供应。另一方面光增加货币供应量不够,还应打通货币传导机制,因为传导瘀滞阻塞影响了企业的流动性,这是多年来没解决的大问题。

中国央行3月16日实施普惠金融定向降准,对达到考核标准的银行定向降准0.5至1个百分点。此次定向降准共释放长期资金5,500亿元。并称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更加灵活适度,把支持实体经济恢复发展放到更加突出的位置。

刘尚希认为,疏通货币传导机制就需要金融体制和金融监管做一些改革,仅泛泛讲货币政策,不从体制机制上推动改革,简单放水也解决不了问题。因为渠道不畅水流不出去,这种情况是很危险的。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还要加大力度。现在的一些政策措施应该和改革措施结合起来,两者缺一不可。

“金融体制包括央行、银保监会、证监会,几个部门必须联动,金融监管如果不符合新发展阶段的要求,还是老一套,即使货币政策宽松,旧的监管就会形成瓶颈,要让金融监管和货币政策要有机结合起来。”刘尚希称,只谈货币政策是央行的事,但现在宏观审慎监管还是与银保监会密切相关,更需要部门间的政策联动。

”当前全球风险都在加大,高度不确定的条件下所有的模型都会失灵,而风险是不能验证的,一验证就无法修复,代价太大了,大到你无法承受。”刘尚希称。(完)

发稿 沈燕;审校 吴云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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