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ovember 29, 2018 / 2:58 AM / in 17 days

专访:应对经济下行中国积极财政政策应有新义 积极不等于扩张--专家

作者 沈燕

2018年9月7日,中国北京,中央商务区天际线。REUTERS/Jason Lee

路透北京11月29日 - 面对学界一些批评中国积极财政政策不积极的声音,中国财政科学院院长刘尚希表示,当前中国经济正处于新旧动能转换的时期,应对经济下行压力,积极财政政策的理解应有新题义,积极不等于扩张,同时货币政策也大有可为。

他在接受路透专访时表示,积极财政政策更应该从优化改善财政支出结构倒逼涉及民生的医疗、教育、社保等体制机制改革,并从国家治理的高度去赋予积极财政政策新内容,而着力点可以通过继续减税降费稳定市场预期,助力实体经济,而不是单纯只看赤字率是否扩大。

“当前积极财政政策要解决的问题已和以往有很大区别,不是简单的大水漫灌来扩张需求,还是要推进供给侧结构改革,通过供给质量的提升去释放潜在的需求。”刘尚希称。

中国经济正处于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新旧动能衔接没有完成,再加之外部因素迭加导致经济增速下滑,有其必然性,不要过分担忧更不宜产生悲观情绪。

他进一步解释,这只是中国经济面临的一道坎,可以通过改革挖潜,包括技术创新、人力、资本等都有潜力,只要把现行的机制体制理顺,就可以把潜力转换成现实生产力。而在这爬坡过坎的过程中,就需要政策发挥作用。

“积极财政政策要更加积极有效,就不能按照过去老一套来理解积极有效,不能按传统需求管理思维来看待积极财政政策,不能简单看赤字率债务率来判断积极财政政策是否积极。”他称。

如果用赤字率债务率来判断财政政策是否积极,就又回到了过去那种大水漫灌的路上去了,98年、08年的积极财政政策很显然就是通过提升债务,扩大赤字,债务扩张来体现积极财政政策,但今非昔比。

他分析称,现在中国面临的主要矛盾不是缺乏潜在购买力,而是缺乏好的商品、好的服务,导致消费外流,要激发这部分潜在的需求就必须走高质量发展经济这条路,供给质量有全面提升,这才是当前解决经济下行风险的根本办法。从这个角度看就不是通过扩张赤字率和债务的传统扩张方式来体现积极财政政策。

他提到,如果说过去“积极”等于扩张,那么今天“积极”不等于扩张,现在的积极应该更多体现在促进结构调整、促进各项改革、防范化解风险,引导市场预期,在这些方面都需要积极财政政策发挥作用,着力点应该放在减税降费上,引导长期预期。

今年以来,诸多来自金融领域的专家对积极财政政策不积极的批评声不绝于耳,赤字率要不要破3%引发争议,而今年调降的赤字率更成为抨击财政政策不积极的一个重要评判标准。

中国2017年安排的赤字率为3%,2018年预算安排则削减至2.6%。财政部公布数据显示,受税收收入下滑拖累,中国10月财政收入同比呈现负增长,为年内首见,与此同时,当月财政支出增速亦有所放缓,但仍是年内较高水平,累计前10个月已经完成年初预算支出的83.6%。

刘尚希认为,不能因为财力的问题就忘记积极财政政策的目标,不能因为目前财政出现负增长就动摇减税降费的决心。积极财政政策通过减费降税来增加可支配收入,降低成本只是附带作用,最重要的是通过减税降费引导企业的长期预期和投资行为。

**货币政策大有可为**

身为财科院院长的刘尚希从当前的宏观经济形势,财政货币政策的协调等方面进一步解释了积极财政政策的新含义,并坦称货币政策仍大有可为,应对经济下行压力,更需要财政、货币、金融政策的协调,但积极财政政策肯定不能按原来的路径走。

他指出,过去的积极财政政策体现在扩张,现在则要体现在调结构,促改革防风险方面,要倒逼、牵引、辐射其它领域的改革,而这又上升到国家治理层面。

因此对积极财政政策的理解不能理解为一个部门的行为,而是一个国家的行为,积极财政政策要和国家各项改革和治理结合起来,现在的改革总目标是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财政政策要和这个目标结合,同时要和金融、货币政策结合起来。

他认为,现在并不是说货币政策无所作为,而是金融改革不到位,尤其是金融市场化改革严重不到位,导致金融双轨制、金融的市场化并没有通过改革去推进,而是更多地运用一些行政手段,这与进一步扩大金融对外开放是不相适应的。

“不能以监管的能力作为一把尺子去约束金融领域的活动,这样的话会严重妨碍金融的发展,因此中国金融的发展、市场化的程度实际上取决于金融监管的能力,如果金融监管能力不足,有可能会严重约束金融市场化的改革和发展,约束金融创新的能力和活力。”刘尚希称。

在他看来,货币机制的传导不顺,中小微企业出现融资难、融资贵,影子银行等等都是金融市场化改革不彻底导致的。影子银行不需要一棍子打死,非标表外业务并不都是需要取缔的东西,只要监管到位,都是可以符合市场化要求,有利于实体经济的,因此首要是提升监管能力。

中国央行研究局局长徐忠此前曾痛批积极财政政策不积极。“为了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金融部门正在去杠杆,货币政策实际上是稳健中性的。在这种背景下,财政政策应该是积极的;然而现在看到的情况是,财政收入以较高的速度增长,今年预算安排的赤字率是2.6%,与去年3%的水平相比是紧缩的。”他说。

**减税降税仍有空间,加快改革是王道**

面对稳中有变的经济形势以及下行压力加大,中国已在政策方面作了诸多调整,包括阶段性降低社保费率,继续减税降费,支持小微民营经济等等。

刘尚希认为,现在投资、消费指标下滑都与预期不稳有关,而预期不稳又与大环境有关,单方面追求高质量的供给或需求都是片面的。这些都需要积极财政政策发力,包括稳定预期。

他表示,在财政政策上要稳定预期,就需要通过正确的减税方式,如果做的不恰当,零打碎敲的减税反而会扰乱预期,造成预期不稳。所以减税要有实质性减税,从特惠式到普惠式、从税基式到税率式、从零碎加整式到一次性减税,从而更好地引导预期,让投资者和创新者吃下定心丸。

“引导预期不是在短期上做文章,应在长期上做文章。而这仅仅靠优惠政策是不够的,还需要减税降费体制上的改革,比如税制建设进一步完善,名义税率该降的就降下来,像增值税率该降的就降,三档减二档。”他称。

还有社保缴费,需要社保体制的改革,而不是简单的搞短期阶段性的优惠政策,应把过高的名义缴费降下来,形成低费率、宽费基、严征缴的模式,让社保可持续并发挥改善民生方面的作用。

同时税制改革也应朝着简税制、宽税基、低税率、严征管的方向去改革。减税降费一定要和税制以及社保体制改革相结合,而不是阶段式的就事论事的减税降费,只解决眼前问题,却无法真正引导长期预期。

同时要优化财政支出,通过优化支出加大智慧基础设施、教育、医疗方面的投入,而加大投入的前提就是要改革相关事业单位的体制和机制,因为科教文卫方面的很多问题都涉及事业单位这个微观基础,如果这个微观基础体制不进行改革,涉及科教文卫的很多民生问题就无法解决好。

他进一步分析指出,财政不是简单地收钱花钱,而是国家治理的基础,涉及到体制的问题,税收要法定,支出如何强化绩效理念,这就和现行的体制,包括公共服务、教育医疗卫生、社保的体制都是关联在一起的。

“通过财政的花钱推动这些机制的完善,这样积极财政政策既能缓解当前的困难,同时也能推动不同层面的改革,真正使财政发挥国家治理的作用,牵引并辐射改革,这样积极财政政策才更加积极有效,而不应仅理解为要在经济领域扩张的概念。”刘尚希称。

他认为,中国减税降费仍有空间,一个是降低名义的税率费率,可以在税基费基的规范上作文章,使实际上的减收减少,让负担摊平,让税费的负担更加公平,通过严征管严征缴减少税费的流失;在税基费基上拓展也能提供空间。

此外,在支出标准、结构上优化调整也可以提供减税空间。

“赤字率经过测算也可以适当提高一点点,但赤字率要不要提高是基于前述条件后根据需要而确定,是摆在末位的一个手段,而不是一个首选措施。”他说。

刘尚希认为,明年财政还要提倡过紧日子,如果只从扩大内需的角度只要花钱就行,但当前积极的财政政策不是简单花钱,而是要促进结构调整,促进机制体制改革,防范风险引导预期,如果起不到这个作用那就不叫积极财政政策。

“如果只是提升债务率和赤字率,大把花钱解决不了当前的问题,更解决不了长远的问题,因此要对这个问题有清醒的认识。”他说。(完)

审校 乔艳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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