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anuary 15, 2019 / 7:45 AM / 6 months ago

专访:中国很多借改革名却逆市场化的政策没给企业真正松绑--专家

路透北京1月15日 - 如何正确处理政府和市场的关系,这是贯穿中国改革开放40年的一个核心问题。对此,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特邀研究员范必认为,长期以来,各地方、各部门都出台了大量改革政策,其中不乏以改革名义出台的逆市场化政策,却没有真正给企业松绑。

资料图片:2017年1月,中国北京,中央商务区的建筑工地。REUTERS/Jason Lee

这位长期在宏观部门工作,亲历、见证了中国共产党的十四大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方向的学者指出,很多干预市场的行政权力在中央和地方之间不断上收、下放,在部门之间横向转移。对此他建议:坚守市场化改革方向,并用“链式改革”应对“约束蔓延”。

“价格管控、限制竞争、新设壁垒等问题层出不穷。不同地区不同领域的市场化进程明显失衡。产生这些现象,是中国条块分割体制的必然结果。解决这些问题,需要开展全产业链市场化改革,”范必在其新书《解决看不见的手》中称。

他分析指出,条块分割是在计划经济时期形成的制度现象。为了满足制定和执行计划的需要,“条条 ”(行业、行政隶属关系)、“块块 ”(区域)构成了相对独立的管理体系。由于彼此难以协调,对经济工作的领导往往政出多门、矛盾丛生。当然“条条 ”和“块块 ”也都会提出各自的改革思路。这种各自为政的改革,可以形象地称为 “点式改革 ”。

“点式改革 ”的特点是,在制定改革方案时,部门和地方既要考虑公共福利最大化,也不可避免地要考虑自身利益。当二者产生矛盾时,经常是公共福利让位于自身利益。

在改革的决策过程中,行业主管部门以及行业中具有优势的国有企业具有较大话语权。不同部门改革思路发生冲突时,结果一般是取 “最大公约数 ”。这往往意味着改革方案屈从于既得利益主体,很难达到预期效果。

他以中国常常发生的“煤电矛盾”“气荒”等为例,当不完全市场化产业链的非市场环节出现供求矛盾时,有关部门往往会采取直接干预的措施。供不应求时,鼓励增加供给、限制需求;供大于求时,限制供给、鼓励需求。这种干预看上去很有必要,但干预政策出台的节奏大都会滞后于市场供求关系的变化。

因此打破 “点式改革 ”的困境,需要在改革方法论上有所突破。当前,经济生活中的突出矛盾大都可以归结到某一产业链。很多问题表现在产品交易环节,产生问题的原因则源自上下游的多个环节。

取代 “点式改革 ”的一个思路是,进行以问题为导向的全产业链市场化改革,即“链式改革 ”。改革的目标是,将计划与市场相交织的产业链,改造为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决定性作用的产业链。

**如何看待宏观调控**

中国最常使用的发展政策工具包括发展规划、宏观调控、产业政策。它们形成的历史都可以追溯到计划经济时期。政府制定和执行发展政策,是直接影响市场主体活动的行政行为。

范必认为,在长期的改革进程中,有些发展政策起到了正向激励的作用,也有些造成了逆向调节;有些政策激发了市场活力,也有些造成了行政垄断和行业垄断,增加了市场主体的交易成本,激化了供求矛盾。

“有的部门按期向各银行下达贷款规模指标,一定程度上造成资本市场的供给约束;有的部门按规划核准项目,超出规划的项目不予受理,直接干预了企业的投资自主权;有的部门对发电企业下达发电利用小时计划,限制电力市场交易。”范必称。

他分析指出,客观上中国的宏观调控包括了财政、货币、投资三个手段。针对地方债务风险增加的问题,他建议,一是考虑将目前编制的三年投资滚动计划改为三至五年的中长期投资规划,规划范围覆盖所有政府投资项目。这有利于国家用长远眼光安排当期建设。

二是在目前政府四本预算之外建立资本预算。资本预算与政府投资中长期规划相衔接,预算期为三至五年,每年滚动编制。建立资本预算后,地方政府负有偿付责任的债务及偿债计划能够做到完全透明。资本市场可以根据负债水平对各地的政府信用进行评级,从而利用市场的力量抑制债务风险较大的地方过度举债,防范地方政府债务风险。

**金融改革应提速**

中国作为外汇储备和国内储蓄率最高的国家,却出现了 “钱越多、钱越贵 ”的倒挂现象,大量需要贷款的企业得不到信贷支持,实体经济融资难、融资贵。影子银行、表外业务、非标产品层层转嫁成本和风险。

在范必看来,虽然金融体制改革方面出台了宏观审慎管理政策,看上去覆盖了全部资本市场的业务,实质上很多金融体制的核心问题尚未触及。银行业大量风险来源于僵化的计划管理。流于形式的各种考核指标,迫使商业银行在考核日通过各种手段 “冲时点”,扰乱了银行与实体经济的正常经营秩序。

“金融机构对国企和民企实行‘信用双轨’政策。银行对国有企业贷款相对宽松,一般采用基准利率。对民营企业贷款则持谨慎态度,客观上普遍存在慎贷、畏贷、惜贷,以及压贷、抽贷、断贷现象。”范必称。

同时对直接融资管得过多过死。债券上市审批内容包括产业政策和行业规划审查,盈利年限、净资产规模、主体评级等审查,对中小企业构成了较高门槛。

政策性业务与商业性业务 “混搭 ”。政策性银行加大了商业性业务比重,偏离了其应有职能。商业银行又大量从事政策性业务,由于短存长贷,加剧了期限错配,增加了金融风险的隐患。

对此,范必建议从解决融资难、融资贵,防范金融风险出发,当前需要充分保证经济发展对流动性的合理需求,取消对贷款规模的计划管理。降低直接融资门槛,推行股票、企业债券发行注册制改革,赋予企业较大的上市、发债自主权。

分离银行的政策性业务和商业性业务,今后,政策性银行应当只从事政策性业务。对各银行已有的政策性业务与商业性业务,有必要实行分账管理、分类考核、分类监管。建立两种业务的防火墙,银行内部不再进行交叉补贴。

“解放看不见的手,首先要解放思想。政策研究者、决策者应当善于鉴别政府与市场的界限,该市场主体决定的还给市场,市场失灵的才留给政府。”范必称。

他指出,让看不见的手做主,知亦难、行亦难。自上届政府以来,在“放管服”改革中出台了大量政策措施,但这仅是开始,更多改革从理论到实践还面临数不清的障碍。

“身处和平繁荣而又激烈变革的时代,许多时候,人们不是没有看到问题的存在,而是缺少表达意见的勇气;许多事情,不是没有突破的可能,而是缺少改变现状的胆识和智慧。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解放看不见的手。”范必称。(完)

发稿 沈燕;审校 吴云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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