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uly 24, 2018 / 7:45 AM / 3 months ago

焦点:疫苗之伤刺痛中国民众脆弱神经 从企业到监管层层追责谁之过?

作者 沈燕

资料图片:2016年4月,中国北京,一家医院里的护士准备给儿童接种疫苗。REUTERS/Damir Sagolj

路透北京7月24日 - 北京一位三岁半男孩的妈妈周末慌慌张张打开了疫苗本,看到儿子接种的疫苗并没有长生生物产品时,轻轻舒了一口气;但一看接种的百白破疫苗是武汉生物所产,只是批次并非公示的不合格批次时,心里不由又沉了一沉。

“只怪自己当初太懒惰,没有好好研究下疫苗问题,当时就想着反正那么多孩子都打的国产疫苗,不也都没事儿嘛,而且家离私立医院远,就偷了个懒,没有去打进口疫苗,现在后悔死了,”丁女士愁容满面的说,“虽然接种的不是不合格批次的疫苗,但谁知道到底合格不合格呢。”

从本周末开始刷屏并持续成为市场关注焦点的疫苗之痛,到上映三周票房已经破29亿元人民币的电影“我不是药神”,假疫苗之祸与用不起药的伤正如一根利刺,深深刺痛着中国民众脆弱的神经。

这也将近期市场关注的热点从中美贸易战、财政部和央行的互怼,成功转移到了中国医药领域的生产和监管。在中国一直强调惠民生补短板的政策基调下,此次的疫苗之痛再次突现中国在民生领域的短板和欠帐已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更暴露出相关领域的监管黑洞。

而疫苗造假也惊动了正在外访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中央电视台周一晚间报导,习近平指出事件性质恶劣,令人触目惊心,要求有关地方及部门要一查到底、严肃问责、依法从严处理,要及时公布调查进展,切实回应群众关切。

“确保药品安全是各级党委和政府义不容辞之责,要始终把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放在首位,以猛药去疴、刮骨疗毒的决心,完善我国疫苗管理体制,坚决守住安全底线,全力保障群众切身利益和社会安全稳定大局。”习近平强调。

一位曾受食药局委托并带领一个研究小组在2012-2013年作了一套药品领域研究报告的官员就称,“药品是典型的供给约束领域,应当是供给侧改革的重点。最近电影《我不是药神》、疫苗事件、高血压药招回事件刷屏,所反映的问题一直存在。”

他表示,五年前研究报告提出的建议到今天仍然可用,虽然有些建议实行了,如仿制药同一性试验,解除上市许可与生产许可绑定试点等,但其它的建议推进太难。

该位参加过药监局组织的协调会的官员坦称,“改革推进难啊,不像外界想象的这么简单。”

而针对此次疫苗事件牵扯到的一位药监局已退休的官员孙咸泽,也被媒体曝出曾在三鹿奶粉事件中被记过处分,“一个奶粉都管不好的人,居然让他去管药”的文章亦在网络被广泛传播,但很快该文亦被封杀。

“不能只归罪于个人,归根到底是制度安排有问题。”另一位不愿具名的官员称。

中国中央电视台周日报导,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相关负责人通报,经查明,长春长生公司编造生产记录和产品检验记录,随意变更工艺参数和设备。国家药监局已责令企业停止生产,收回药品GMP证书,召回尚未使用的狂犬病疫苗。此外该企业百白破疫苗也遭踢爆为劣药。

长生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002680.SZ)周一午间公告称,已接到证监会通知,因公司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被立案调查,可能存在退市风险。而当地公安部门也在昨日下午15时,对长生生物生产冻干人用狂犬病疫苗涉嫌违法犯罪案件立案调查,将主要涉案人员公司董事长高某芳和四名公司高管带至公安机关依法审查。

资本市场上的医药类股因此事全线受挫,周一整体市值蒸发约500亿元人民币。自7月15日国家药监局公布长生生物疫苗造假之后,该公司股票已连续七个交易日跌停。

**“病不起”的中国民生之痛**

尽管从统计数据看,中国目前人均收入已经超过8,000美元,但病不起和因病返贫的实例却比比皆是。今年2月中旬一篇名为“流感下的北京中年”的文章在社交媒体被疯狂转发,讲述了家人因一场感冒最终致死、短短29天高昂医疗费用掏空一个北京中产家庭的全过程,文章引发一片共鸣,也显示了中国民众对医疗保障不健全和药品安全的担忧。

在中国强调扩大内需,着力刺激民众消费的政策基调下,现行医保制度的不完善和药品从生产到监管屡屡出事一直是中国民众心头的硬伤。而且此次再度爆发的假疫苗一事在中国并不是第一次,因而招致民众愤怒亦可想而知。

早在2010年3月,有媒体报导称山西近百名儿童注射疫苗后或死或残,引起了政府部门和社会的广泛关注。这一事件称山西疫苗事件。其后问题狂犬病疫苗再度引起公众强烈关注。但生产厂家与医院勾结,监管部门相互推诿监管缺位显然是问题发生的深层次原因。

不可否认,中国近年来一直推进医疗领域改革,药品降价及完善医疗保障的工作亦从未间断。中国财政部4月下旬发布通知称,自2018年5月1日起,对部分药品进口关税进行调整,此次调整将取消28项药品的进口关税,绝大多数进口药品,特别是有实际进口的抗癌药均将实现零关税。

中国周一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也在部署要更好发挥财政金融政策作用,支持扩内需调结构促进实体经济发展;确定围绕补短板、增后劲、惠民生推动有效投资的措施。

从事公共政策研究的国研室官员范必曾在2016年第6期的宏观经济管理杂志撰文,“人民群众普遍希望用上好药、新药、放心药,但中国的药品供给总体质量不高,“劣药驱逐良药”现象突出,国外发明的新药一般要10年以上才能进入中国。我们可以在世界各地看到很多‘Made in China”的商品,但找不到中国制造的药品。”

文章称,虽然中国药品生产企业众多,但仍不能满足群众用药需求,很大程度上缘于药品监管体制改革滞后,无法优化现有供给结构。世界上绝大部分国家将科学标准作为评判药品安全性、有效性的唯一标准。中国药品监管从原则上讲也坚持这一标准,但在实际工作中,很多因素干扰药品标准制定、审评审批、执法监督。

比如,上世纪九十年代,由于把关不严,使大量没有临床价值的药品由“地方标准”转为“国家标准”;为照顾民族感情,对民族药实行宽松政策;为维护社会稳定对一些不达标、不合格的药企从轻处罚。在诸如此类的因素影响下,市场上出现了大量“合格的无效药”。

文章指出,造成药品供给约束的其它原因包括,药品分类审评制度不够完善,临床急需、确有创新的药品难以得及时评审;药品生产许可与上市许可的绑定尚未完全解除;药品监管队伍力量不足、素质不齐;监管体制与国际不接轨等问题。优质药品供给不足,意味着低质药品占用大量医保资源。不但不利于保障公众健康,也极大地增加了财政负担。(完)

审校 乔艳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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